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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教育与“教育”的乡村

发布时间:2014-02-07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摘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二战后的美国、日本都是依托教育增强其政治、经济实力的,如今中国的GDP已坐了世界第二的位子,可令人堪忧的是,与教育投入不成比例,甚至不如一些非洲小国。教育公平、区域均衡是近些年被屡屡提及的话题,而乡村与城市相比,一个更不能否认的事实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二战后的美国、日本都是依托教育增强其政治、经济实力的,如今中国的GDP已坐了世界第二的位子,可令人堪忧的是,与教育投入不成比例,甚至不如一些非洲小国。教育公平、区域均衡是近些年被屡屡提及的话题,而乡村与城市相比,一个更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乡村教育中仍处于窘境,差距悬殊,对乡村教育的投入经费不足,资源分配不平等。教育的载体——教科书以及相应的考试制度,也使乡村教育处于一个不利位置。这不仅制约了乡村教育的发展,也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乡村教育到底要向何处去?

  “教育”在乡村中

  乡村总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乡村教育总是处于被人忽略的位置,我们曾消灭了三座大山,不知何时,“上学难”又与“住房难”、“看病难”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尤其是西部地区,来自中央党校课题组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西部农村教育“用‘凋敝’这个词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学者钱理群十年前北大退休,后便以各种形式介入到中学语文教育中来,写书、编书、回母校亲自上课,在为《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一书所做的序《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一文中,他说:我们总是在夸耀已经“基本上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且不说这是一个虚数,水数,就算真的“基本普及”了,也掩盖不住一个事实:15%的人口——大约为1 亿8000万人——所居住的地区远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难以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而另一个事实也不容忽视:“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00年‘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

  其实,在报纸、书刊、电视等媒介上,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场景:崇山峻岭中,孩子们背着个硕大的书包艰难地“长征”在崎岖的小路上,一会儿攀铁索,一会儿爬天梯,几经辗转,终于来到简陋的所谓的学校。甚而至于,教室窗玻璃没有,桌椅板凳也没有,“小也么小二郎,背着书桌上学堂。”——当然,这种场景更常见于中西部地区。近几年频发的校车事故,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上学路”之难的问题。就笔者而言,也来自农村。我是九十年代初在我们那个农村读完初中的,虽质量不高,毕竟还有学可上,有书可读。如今初中没了,就连小学也没了。原因说是资源整合,村里的学校合并到五十里地之外的镇上去了。可怜的小孩子,七、八岁上学就要住宿!家庭经济状况又不好,上学真就成了头等大事,总不至于让小孩子一天书也不念吧。而实际上,孩子今天缺课明天旷课,念不到几年,小学都念不完,就算毕业了。就这样造就了新时代的“小文盲”,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但这是谁的悲哀?不要说不如我小时候的那个八十年代,父母说,连五六十年代都不如了。如此的下一代,还有希望吗?还有未来吗?

  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0%左右,这之中,也许就有未来的总理。倒推现在城里人的三代、四代,有多少不是农村的?由于乡村教育的落后、缺失,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提早退出学校辍学,不想上学——因对就业的迷茫放弃高考。这也是近几年高考人数的锐减的一个原因,这也就不难解释高校中农村生源为何比例小了。穷孩子没有了春天,寒门子弟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小学都上不起,你还指望什么大学农村孩子多?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最新的一组数据,北大2013级农村的学生比例为14.2%。《南风窗》主笔李北方说:“就是这个14.2%,已经比上一年高1.7个百分点了。”日前在中山大学举行的“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上,通过对北京、西部等一些省市的高校招生数据分析,教育专家们认为,寒门难出贵子,上一般大学的比例上升,上重点大学比例下降,全国985工程高校农村考生比例仅为20.8%。前总理温家宝在2008年12月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中也坦承,“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孩子的入学、升学问题也日渐突出。空间的位移,并不能改变“乡村”的本色。城市打工子弟校被以各种理由关闭,打工子弟的孩子因此失学。尽管有“不让一个就读的学生失学”的保证,而“五证”——暂住证、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和全家户口簿——已将孩子们拒在了校门之外。《义务教育法》的明确规定, “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竟也成了一纸空文。2014年北京市高考首次对非京籍学生开放,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难以满足“进城务工人员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满6年(不含补缴)”的条件,不得不放弃在京高考。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成了悬浮于城市上空的乡下人,这不仅让人想起“两会代表”、地产大鳄的“豪言”:你穷,你为什么还考大学?你穷,你为什么还呆在城里?

  就这样,孩子上不起学,不想上学,过早地离开学校,走向了社会。他们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荡——打工来到城市,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高,社会关系又没有,生存艰难,而后回到农村,却又在农村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受城市的诱惑,他们也无心在农村寻求发展,身在农村心在城市。由此带来种种隐患,近几年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现状堪忧。“这一庞大人群的一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形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胁着社会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张玉林:《中国农村教育:问题和出路》)。孩子的潜能不能得到很好地发挥,却被压制在底层,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是一个严重的人才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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