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社会结构的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环境恶化和过剩产能等等都对三农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新常态会对三农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如何应对？本期对话栏目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
主持人：本报记者张伟宾
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
叶兴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兼任中国林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三农理论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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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新战略：保障粮食产能改革价格制度
主持人：新常态下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有何新的变化？
嘉宾：“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既保持了必要的稳定性、连续性，又有新的发展。
“保”的范围有收缩。按照传统粮食统计口径，我国粮食自给率2013年已经下降到88.7%，但这主要是由大豆进口快速增长造成的。继续沿用包括谷物、豆类、薯类在内的宽口径计算粮食自给率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我国粮食安全工作实际情况。从笼统地要求粮食基本自给收缩为“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有利于集中资源保重点。
“保”的要求有提高。“确保产能”，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基础。但这个产能应该是健康、可持续的产能。为此，中央明确提出了两个新要求：一是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二是立足当前、兼顾长远。在今后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生产过程中，要更加注重质量和安全，注重源头治理和产销全程监管。
“保”的途径有变化。首次提出将“适度进口”作为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国内产能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广辟粮食进口渠道，会使我国粮食供给更加可靠、市场更加稳定。
“保”的责任有调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各自的作用边界需要重新划分。明确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中央承担首要责任，各级地方政府要树立大局意识，增加粮食生产投入，自觉承担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责任。这有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粮食市场。
主持人：面对新的形势和战略调整，做好粮食安全保障工作的主要改革任务是什么？
嘉宾：由市场供求形成粮食价格应该是常态，但是过去的政策实践偏离了这一初衷：实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的品种范围不断拓宽，启动托市收购的频率越来越高，托市收购占市场流通量的比重过大。这种政策实践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农业资源错配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虽然农产品国内价格超过进口到岸税后价格是必然趋势，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的拐点迟早要到来，但托市收购政策使这个拐点提早来临。面对这种困境，必须改革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制度，也就是要按照“价补分离、市场定价”的原则，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
让正确的市场信号配置农业资源、由正确的市场信号决定粮食生产能力，才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正确路径。为此，需要改革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从长远看，棉花和大豆适合不与生产行为挂钩，按某一固定年份的种植面积或产量补贴价差的改革操作思路，而当稻谷、小麦等自给率要求较高的主要谷物品种的最低收购价格超过以按配额外税率计算的到岸税后价格时，可以将价差按当年实际产量或种植面积补给农民，与生产行为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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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挑战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主持人：在当前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发展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嘉宾：我国农业面临五大挑战，具体包括如何走出“政策市”的尴尬局面，如何有序退出“不健康”产能，如何突破“顶天立地”的困局，如何适应农产品贸易“长期逆差”的新常态，如何防患落入农地“流转僵局”的风险。
第一个挑战在分析粮食问题时已经有所提及。第二个挑战是指目前农业产能中相当部分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的，是在“吃子孙饭”、是在透支未来。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以过量使用现代投入品为代价换取的产能。二是以严重超采地下水为代价换取的产能。三是以侵占湿地为代价换取的产能。四是以水土严重流失为代价换取的产能。五是以利用污染土壤、影响食品质量安全为代价换取的产能。第三大挑战是指“价格天花板”和“黄箱补贴”约束、生产成本抬升的双重挤压下，如何科学确定主要农产品自给水平、合理安排农业产业发展优先序。从2004年以来，农产品贸易连续出现逆差，且逆差额越来越大，农产品总体自给率已进入下降通道，将给我国农业资源配置格局带来根本性影响。第五大挑战是指随着承包权权能越做越大，对我国农地流转和小农经营的转型影响还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