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显示，54.6%的农村老人还在从事职业性劳动，超过六成的农村老人不喜欢进城养老，从而出现“被迫留守”的状况。（见6月10日《人民日报》）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提供其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是针对城镇居民、企业职工和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说的。众所周知的现实则是，尽管农民是最辛苦的劳动者，但他们只有尽劳动的义务，而没有休息的权利，更不能奢望年满60岁就能“光荣退休”。在农民养老问题上，客观来说，这些年政府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年满60岁的农民每月能领取50元“养老金”，鼓励农民缴纳社保等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广大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笔者以为，应当建立农民退休制度。之所以说应该建立农民退休制度，是因为国家层面的社保制度、退休制度不应该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或者高低贵贱，既然城镇居民、企业职工和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达到退休年龄，就有权按月领取退休金养老，何以农民却还要日出而耕，即便七老八十，也得“耕其田”？同时农民年满60岁所领取的“退休金”不过区区的50元而已，与不断上涨的物价相比，这能称之为“养老金”？而当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逐渐向社会养老模式转变，并且存在着不少瓶颈，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资金支撑的养老，无论哪种模式也难以维持。
建立职业农民退休制度，强化职业农民养老制度保障。这是先进发达国家促进农民职业化的成功经验，如德国早在1957年就为农民建立退休制度。诚如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协主席王富玉所言，要创新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村人口统一纳入到城镇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整合高龄补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养等政策资源，参照工业企业职工社会保障标准，制定出台公共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以养老保险为核心的职业农民社会保障机制，让年满60周岁的农民退出农业生产经营，由政府根据养老保障实际需要发放养老金，改变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模式，使职业农民养老问题得到制度保障。
事实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制定了完善的老年农民退休制度，尤以法国最为典型。二战后，法国政府制定了土地改组政策，通过建立“土地整治和乡村企业公司”等手段，加速土地集中。法国政府于上世纪70年代又作出对农民发放终生养老金的决定，促使44万老年农民离开农业，仅此一项就集中了900多万公顷的土地，相当于全部农用土地的1/4。为防止阶级矛盾尖锐化，法国又通过一系列政策，使农村社会福利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其中一项就是对老年农民实行退休金制度。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实行“老农津贴”，即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农民的退休金”。它的发放对象是台湾年满65岁的老年农民。每次台湾大选前，“老农津贴”都是每个党派竞争的价码，以致于“老农津贴”大幅增长，每次上涨也都在1000元以上。
建立“农民退休制度”对经济社会产生许多积极的作用。首先可以极大地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其次老年农民退休为新增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使劳动力的年龄、文化、技术素质得到提高；此外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养儿防老”旧观念，使计划生育国策更加深入人心，更加容易得到落实。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破解“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问题。现在农村老年人种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但好歹还有人在种地，真正的潜在危险在于，当现在的种地人老了、种不动了，还有“谁来种地”呢？所以，不妨以建立农民退休制度为切入点，引导传统身份农民成为“职业农民”，最终实现对中国传统农业的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