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权威的提法，最早出现在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一般是指80、90后农民工。相较于他们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农村、土地已经不是那么熟悉，城市生活对他们更有吸引力。随着社会的变迁和自身年龄的增长，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理念上向城市看齐的同时，社会经济地位有降低的趋势，生活压力也有增加的趋势。相关研究表明，农民工社会态度和幸福感的决定因素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客观经济收入，主观的经济社会地位感和生活压力感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除了我们经常强调的户籍制度改革、增加经济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提升教育和培训的政策措施之外，还应该着眼于未来，前瞻性地看待他们将要面对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问题，提前做好应对。
从发展趋势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将进一步与城市工人趋近一致。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不断升级，他们不仅对生活质量和人生发展的要求更高，而且越来越具有现代价值观念，他们的权利和公正意识不断加强，这种意识既为培养他们形成现代契约精神和公民意识，也为社会改革的提速提出了更高要求。为顺应这种趋势，应尽早弱化称他们为“农民工”或“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标签，改变基于户口和户籍身份为基础的农民身份认同，逐步建立以职业群体和城市市民为基础的认同。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观念增强，随着他们职业技能的提高和对生涯发展的看重，他们更呼唤社会对他们的以职业为基础的认同感的增强。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压力感将越来越大。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更高，消费观念更时尚，更重要的是，他们当前的年龄只有20多岁，大多数还没有面临婚姻、子女教育等让他们进一步感知城市生活成本的问题。在我国贫富差距短期没有明显改善甚至进一步拉大的情况下，当他们进一步将较低的经济收入与同龄的城市工人看齐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压力感将进一步加大。
从我国社会发展的长期目标来说，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发展目标理应包含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因此，在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客观收入的同时，要提升他们在社会阶层上的社会地位感，进而增强他们努力奋斗的动机。因此，应将中产阶层所涵盖的群体界线和范围扩大，形成差异化的中产阶层群体，囊括一部分有理想、有技能、肯奋斗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孤独感将进一步加剧。他们没有父辈那样基于个人成长经历而产生的对农村的情感认同，也没有基于进城务工以前就在农村安家的心理归属，甚至没有返回农村的土地物质基础和农业生产技能。在真正融入城市之前，他们这种心理上的无根感会随着他们在城市感知生活压力的增加而进一步凸显。而且，他们很多在城市长大，从小经受的挫折和磨练比父辈更少，心理承受力也更脆弱。巨大的压力和社会支持的缺乏将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巨大的威胁。
对此，应充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尤其是心理保健和心理疾病的预防工作。针对他们的心理无根感，除了户籍改革的工作之外，应注重以社区为平台和纽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融入感。对此，民政部出台了《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这是第一个就农民工融入社区问题下发的专门性政策文件。在该文件所强调的社区为农民工服务和吸收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的整体思路下，应在服务内容上进一步增加心理健康相关的内容，并站在新生代农民工视角上，探索建设新的社区和文化，以更能凝聚和实现他们这一新型群体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