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图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有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在城市中寻找工作和生存空间。那么，对于这些大批的新生代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解决他们目前的生存困境，将是我们今后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名存实亡：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表面上看与老一代的农民工的差别就是年龄上的差别，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农民工。年龄的差别只是一个区分的标志，之所以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称谓赋予他们，是因为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不会种地的“农民”
从外出从业的时间看，新生代农民工2009年平均外出从业时间已经达到9.9个月。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还“亦工亦农”兼业的比例很低。上一代农民工在2009年外出从业之外，还从事了农业生产活动的比例为29.5%；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仅为10%。换句话说，在2009年90%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一天的农业生产活动。
而且，从农业劳动技能的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经验和技能，60%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其中更有24%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就没有干过农活，完全不会。因此，即使经济形势波动，就业形势恶化，新生代农民工也很少会返乡务农。新生代农民工脱离农业生产和向城市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父母的宠儿
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新生代农民工很多都为独生子女，老一代农民工以与子女分离为代价在城市里赚钱，他们干着又脏又累的活，为的就是给下一代更好的生活，改变下一代的命运。因此，他们希望孩子得到好的教育，由于长期在外地打工，他们觉得亏欠子女，所以，他们从心理上和行为上更加宠爱孩子。
可见，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与城里孩子一样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被父母寄予厚望。因此，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不知道节俭，更舍得花钱。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积攒几个月工资买个智能手机的大有人在，他们热衷于网购，购买城市里的年轻人用的和穿的时尚的物品。
2012年，农民工在消费品和服务上的开支为4.2万亿元。对比而言，这相当于印度尼西亚去年全部消费支出的1.5倍，比土耳其2011年的全部消费支出高出23%。这种转变象征着中国自身的转变，不仅源于经济拐点，而且源于心理、社会和代际的变化。
无根的一代人
老一代农民工大部分都是“亦工亦农”的兼业方式，即农忙时回家种地，农闲时外出打工。他们外出打工仅仅是看到城市有用工需求，可以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改变他们的贫穷生活。他们只是将城市作为一个赚钱的地方，而最终的归宿仍然是在家乡，正所谓“落叶归根”。
而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城市，他们是在寻找谋生手段，由于他们不会种地，所以他们在农村无业可就，只能在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而且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大部分农村都是“空心化”。对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中的许多在城市与家乡之间来回迁移，有的甚至就是在城市里长大，因此，他们对乡土的眷恋已经渐渐消失，也不知自己在哪扎根。
城市中的寻梦人
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他们年轻充满活力，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看到色彩斑斓的城市，他们更希望在这里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城市中的寻梦人。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项调查发现，92.6%的城市农民工在消费上主张“生活上越俭越好，能剩则剩，多存少花”，他们进城赚钱的主要目的是寄钱回家。而新生代农民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契机。他们不但在城市挣钱，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享受城市中的现代文明，也更希望在城市中寻求自我发展和立足城市的机会，变成真正的城里人。
总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呼对于80、90后的农民工来说，似乎已经名存实亡。那么何为名存实亡呢？农民工意味着兼具农民和工人两种身份和技能。而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根本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完全在城市，与城市里的产业工人并无二致。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的由来，是基于中国的户籍制度。
漂移的时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
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9亿人，相当于城镇总人口的23.1%。在外出农民工中，30.8%流入直辖市和省会城市，33.9%流入地级市。这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的城市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至今他们仍在就业、收入、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受到诸多歧视，长期受到“非国民待遇”。
这使得许多进程务工人员产生出一种被剥夺感，滋生出对城市人和社会的不满，其中一些人在生活没有保障、利益受到侵犯、生存面临危机时，不得不铤而走险，以身试法，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模糊的身份归属
以户口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把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限制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由于这种社会隔绝壁垒的存在，农民工常常难以挤入城市人的生活领域和空间；为了能在城市里生存下去，他们不得不自己创造一些新的领域和空间。
在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本地人和农民工之间的隔绝十分明显。农民工常常难以进入正轨经济部门和一级劳动力市场，他们往往停留在非正规部门和次级劳动力市场，而非正规部门和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突出特征是低收入、工作不稳定、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障并且多数是体力性劳动。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的城乡移民过程中也普遍存在。
城市化的发展，使大批的农民被城市化的浪潮裹挟着进了城，远离了乡土文化，然而要真正成为市民还面临着不少困难，远非一朝一夕的事。他们的肉体虽然住进了城市的高楼中，享受到了城市方便的生活设施，但是他们的精神没有融入城市的生活圈子，情感上仍然没有被城市接纳，无所归依，仍然漂浮在那些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城市“边缘”，成为“被城市化”、“伪城市化”的一群人，仍然是一群民生权利被蚕食、不完全的“乡下人”。
居无定所
农村在外务工人员在城市中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其依靠自身能力获得的住所基本位于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等欠发达地区。而当农民工进入城市居住和工作以后，其在住房、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不能获得城市户籍居民相同的待遇，还要经常受到城市居民的精神压迫，于是在农民工群体身上就产生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枷锁。
这种既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和承认，还要遭受群体歧视的处境，使得农村在外务工群体失去了改善其在城市中的居住和生活水平的愿望。所以说，户籍制度所代表的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在外务工人员住宅权实现的制约是两方面的：从制度本身的直接效用来说，不赋予农民工群体获得与城市户籍居民平等的住房保障；从农民工群体对户籍制度的反馈来说，农村在外务工人员不会再将货币积累投入到提升居住和生活水平中去。
农民工由于收入水平、居住成本预算以及城市社会环境融入等因素的制约，农村在外务工人员在长期工作和居住的城市中往往居住在面积狭小，卫生、采光、通风、环境条件普遍较差的房屋里。
为了能够在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农村在外务工人员在城市中基本都有一个安身之所，但也仅限于此。事实上，这个安身之所只是农民工工作之余的休息场所，远远谈不上是在其中居住，更遑论是适合居住了。
精神的匮乏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工作强度大，并且经常加班，很多农民工根本没有所谓的双休日或者节假日，因此，可以支配的自由时间相对来说较少。那么，他们对于自由时间的又是如何支配的呢？
据有关调查，上网和看电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业余活动。在业余时间经常上网和看电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占到46.9%和52.1%。网络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将更多地受到网络的影响。另外，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充电，业余时间主要用于学习培训和读书看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为5.5%和10.1%。
实际上，我们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由时间的支配方式，与城市里的普通市民并无二致。他们的真正不同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将网络当成聊天和游戏等消遣工具，而市民将网络除用于娱乐以外，更重要的是将网络作为一种资源工具，寻找就业和创业信息、表达意见和学习知识等。
可见，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自由时间的支配方式上，与市民是相同的，但是，使用的最终目的和结果却大相径庭。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由于缺乏合理引导，而变得愈加匮乏。
梦想的破灭
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在他的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提出“镜中我”的理论，指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其他人关于自己看法的反映。人们总是在想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之中形成了自我的观念。
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求职、生活、交往、教育、保障等方面的偏见态度与歧视行为，尤其是日常生活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人格的歧视，给他们以巨大的心理打击，使他们对市民与城市产生反感与排斥，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意识。他们强烈地感觉到，城里人并不把他们当做自己人看待，他们自己也不把自己当成市民，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这个城市中的一个匆匆过客。
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城市人对于他们这种内外有别的差别化待遇，他们渐渐被疏离于这座城市，无论从经济地位上，还是社会地位上，都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面对城市设置的种种壁垒，他们最初的梦想遭到现实的一次次打击，最终归于灭亡。他们如同孤魂野鬼似的在城市的角落中游荡，过着漂泊不定地生活，永远不知道他们未来将身处何处？
一方面，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归属”与“理想自我”是以城市为参照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真实的生活世界却是充满着失望或者绝望，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目标与达致目标之间存在的几乎是遥不可及的距离，都屡屡把他们的“城市之梦”撞得支离破碎。
无声的反抗：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
新生代农民工会通过他们所能利用的“武器”武装自己，来控诉和反抗城市对他们的不公和冷酷无情，以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
民工荒——对有尊严劳动的诉求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来城市打工，他们是抱着远大理想，希望在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他们非常渴望能融入城市，有着更为强大的利益意识和精神诉求；他们以城市人为参照物，对社会福利等的要求都比他们父辈高。
但是，现实并非如此，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过程中常常受到种种不公平待遇，使他们的权益受损，一些大中城市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就业，甚至直接动用行政手段限制农民进入城市较好的行业和工种。此外，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时有发生。他们拿着低工资，有时会受到老板的歧视，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
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其实质是他们对劳动关系的不平等现象的一种控诉和反抗。可见，他们不再仅仅追求工资等物质利益，而更看重精神层面的诉求，即自我的劳动是否能得到尊重。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价值在农村已经无法得到体现和认可，只能在城市寻找自我价值的实现。
总之，他们与自己的家乡渐行渐远，但又因种种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障碍，难以完全地为所在城市社会接纳。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持久地持续下去，必将诱发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
杀马特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诉求
在微博上，“杀马特”一词，一直是一个高频率用词。它音译于英文smart，意为时尚的、聪明的。但由于文化知识精英的话语垄断与价值重构，让“杀马特”从“smart”一翻译成中文，就成为了其反义词。现在在微博上流行的“杀马特”，几乎都是作为审丑狂欢下的贬义词而存在。
在人们的眼中，“杀马特”们是这样一个群体：留着怪异发型，穿着夸张，佩戴古怪，浓妆艳抹，气质诡异，来自农村或城乡结合部90后青年，即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杀马特”文化，努力构建一个自心目中理解的城市人形象，然后试图模仿之，在相似的群体中形成一种风潮。
他们一直在试图接近城市文化，成为他们的一员。他们自认的流行时尚，在众多城市人看来，仍然是在哗众取宠，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他们对城市文化的向往和追求，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他们缺乏正确的引导，同时面对城市人对消费文化的不断追求，他们感到无所适从，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让他们无力融入这个金钱至上的文化潮流中，他们的廉价的潮流服饰，也无法使他们融入城市，反而让城市的居民更加轻视他们，成为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极度缺乏的群体。从社会学意义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如何融入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如何被这座城市接纳，如何完成自身的个人的现代化，这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社会局势。
城中村——对家园的诉求
城市的高房价、高房租，往往让新生代农民工望尘莫及。他们的居住区域主要集中在城郊结合部、城中村和郊区，并且这三个区域又以城中村居多。在城中村，深深缺乏安全感而又志向远大的人们迫切需要找到安全感的共同来源，从而在家庭之外发展出新的人际关系和支援体系，进而发展出融合了多种元素而又充满保护性的新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城中村这样的落脚城市重新定义着都市生活的本质。
可见，选择集居或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保证了邻里的高度同质化，城中村确实为他们在城市里找到了新的“家园”，这里的人们有着相同经历，他们之间得到了认同，形成了较为亲密的群体，使新生代农民工精神上的孤独感，得到了消解。虽然从这一方面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们居住在城中村，势必会与城市居民更多地处于一种居住隔离的状态，导致了两类人群的相互隔膜，增强了对城市居民的陌生感和社会排斥感，不利于他们的城市融入以及城市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
作者简介：赵茜，女，民族社会学博士，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博士后，研究方向：社会福利、社会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