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供给侧改革”概念首次被提出，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则明确了“三去一降一补”的五大任务。“供给侧改革”短短9天内被国家领导人提到了4次，关于“供给侧改革”的媒体报道更是不可计数，“供给侧改革”可以说已经成为关心中国经济的海内外各界人士聚焦的热点问题。作为我国经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特别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油画”与“宣纸”
“油画”与“宣纸”是种形象的说法，指的是“供给侧改革”如何选择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的问题。最近几年，我国在政策制定上引进了许多概念，比如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的“新常态”，里根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以及“互联网+”、熔断机制等。其中，有些概念非常实用，可以吸收借鉴。但有些概念应该在全面理解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灵活运用，不能简单地生搬硬套。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思想渊源，一些专家学者有如下概括：一是“供给学派革命”。供给学派意涵的政策措施主要是通过降低税收来提高投资和增加供给的积极性。大规模减税将会刺激富人投资的增加，这个过程也会通过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使得穷人受益，这就是所谓的“涓滴效应”，前美国总统老布什称之为“巫术经济学”。供给经济学应对的核心问题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失业与通胀并存的滞胀问题。今天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滞涨。中国经济面临的几个大问题集中体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外需下滑，基本增长动力源变化导致的增速下滑，产能过剩以及制度性的扭曲等方面。仅仅依靠供给学派开出的减税与削减福利这些药方，并不能完全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复杂的经济问题。
二是萨伊定律。萨伊定律是由19世纪初期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根据这一定律，供给自动创造出等量的需求，市场是完美的，不可能存在超过所有商品需求的过剩供给。政府只需要做好“守夜人”的角色就好，其他方面最佳的策略就是自由放任。这与目前我国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并不一致。所以，萨伊定律的政府不干预原则不能用来解决当前我国所存在的经济问题。
三是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以及供给主义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是哈耶克的保守主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以及一些供给主义的混合体和变种。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在当时极具影响力，并从根本上重塑了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导致了一个全新的、以自由市场理念为主导的政治文化的出现，也催生了一种新的金融文化，而正是这一新的金融文化孕育了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另外，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主张在所有制上完全私有化，在运行上完全市场化，不仅与我国目前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也与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一致。
四是以发展经济学为核心的各类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主张用国家干预和大规模投资等措施来突破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均衡陷阱，它的实质是主张干预主义和非均衡主义，其表现形式是各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进口替代战略”。这明显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均衡发展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目标不相一致。
五是“华盛顿共识”。1989年，美国学者威廉姆森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提出了十条改革措施，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以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以及宏观平衡为内容。“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太过于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思想的拉美和东欧国家结构性改革的失败，也已经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
六是以产权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抓住了制度革新这个要点，但是把经济转型简单化为单纯的产权问题，实际上回避了转型本身所内含的复杂性。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把这种主张“一分就灵”的私有化改革观念称作为“产权神话”。“产权神话”的倡导者“认为人们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正确地分配产权，如此一来，经济效率就有了保证”，斯蒂格利茨反对这种简单化的观点，他特别强调产权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复杂关系，例如，他指出，“中国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就是因为中国创立和发展许多新的企业，而不是把原来国有企业私有化”，换言之，中国的经济成就是增量改革和渐进改革所带来的，而不是简单的私有化问题。“产权神话”在我国“三农”理论工作的表现就是：“农地私有一抓就灵”。笔者在另一篇文章《农地问题，不在所有制而在二元制》已经指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问题不在“公”与“私”的所有制，而在“城”与“乡”的二元制，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土地管理制度设计。
总而言之，这些来自西方的关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理论、主义和学说，都是在特定背景下，为了解决当时西方社会存在的某一特定问题的实践而产生。对于我国目前这种复杂背景下的综合性问题，不能用拿来主义的办法，直接套用西方理论来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无异于“宣纸上画油画”。
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其实就是需求侧已经升级，供给侧必须适应消费的升级而升级的问题。
战略与战术
战略与战术涉及的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理念问题。战略追求的是长期目标，战术则强调短期所使用的手段。理顺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关系是保持政策一致和一贯的必要前提。当前关于我国经济政策的争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关系。有一派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应该专注于长期增长问题，调结构、去杠杆。因为短期的刺激方案只会进一步恶化债务问题，鼓励无效率产出，造成更多的产能过剩，短期内应该让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哪怕是牺牲短期的经济增长。另外一派学者则提倡反周期的经济刺激政策。他们并不是反对能够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而是认为实体经济或许比想象中的还要脆弱，短期内如果经济发生大幅度下滑，势必会严重打击市场的信心，最终长期目标也无法实现。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冲突已经明显影响到了我国经济政策的一贯性和一致性。
作为我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经济政策也必须处理好战略和战术的关系问题，才能临危不乱，运筹帷幄。
2015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全国粮食总产量62143.5万吨（12428.7亿斤），比2014年增加1440.8万吨（288.2亿斤），增长2.4％，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与此同时，粮食库存量不断增长，达到近年高点，玉米等粮食品种积压严重，特别是玉米库存积压达到2亿多吨。在该背景下，社会上又刮起来一阵“农业过关论”，认为中国粮食既然已经出现了严重过剩，那么“三农”工作就可以放一放了。
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宋代大诗人林升《题临安邸》一诗中有段著名的诗句，叫“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套用此诗来形容“农业过关论”的论者，那就是“粮风熏得游人醉，直把中国当美国”。在我国四个现代化实现之前，“三农”工作都是一件头等大事。因为农业问题，不仅仅是农业本身的问题，农业的背后实质上是农民和农村问题。农业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三体共化”，即作为本体的农业，作为主体的农民和作为载体的农村，都必须同时现代化起来，缺一个都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