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6年11月，私营鱼粉生产企业群华公司因其生产过程的恶臭对空气污染大，被北海市政府发文责令限期整改。2000年5月，市政府又对其下达“关停令”；2005年11月，市政府再次决定对其关闭。然而北海市中院一审最近判决撤销政府的“关停令”。因环境污染与政府抗衡11年的企业，再一次成为“胜者”，这无论如何都是对环境执法的羞辱。
表面看，这仅仅是一场监测的“技术”之争。群华公司认为自己并非不可治理必须关闭的“严重污染企业”，甚至认为鱼粉味道不属于“恶臭”。为证明无害，公司负责人一次在北海市市长检查时当场将鱼粉塞进嘴里。而来自北海市环保局的技术监测表明，该公司限期治理的6个项目，验收时除了废水悬浮物一项达标，其余恶臭、废水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废气烟尘、二氧化硫等5项均未达标。谁是谁非，理当以事实为依据。
然而，北海市中院判决撤销“关停令”的理由，恰恰未能以此事实为主要依据，甚至根本无视企业污染事实的存在。判决的3点主要理由是:一、环保部门对群华公司监测、鉴定的文书，没有现场监测人员签名；二、部分监测仪器没有经过鉴定；三、一些监测手段不符合规定。而事实上，环境监测报告在各项目和环节检测后形成，现场人员一般只在原始记录上签名，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全国环境监测管理制度(试行)等并无规定要在最后报告上签名；庭审时未要求提供检验仪器的鉴定证明。环境监测符合技术规程，其结论应具有法律效力。
当然，监测技术和手段不科学，可能影响监测结果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倘若程序违法，其结果也不具有合法性。但环境执法具有自己的科学性规范，最后报告签名与否当以国家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全国环境监测管理制度(试行)等相关规定为司法依据。其监测仪器经由省级专业机构鉴定，既具有合法性，又具有权威性，未必需要被监测对象认可。诚如北海市环保局一负责人所言，环境监测符合技术规程，其结论应具有法律效力。而法院一审的判决则未免失于偏颇，有损司法公正。
笔者认为，抗衡政府11年，居然成了胜者，成就了“最牛污染企业”的并非仅仅是技术之争。回顾环境执法的全过程不难发现，从头到尾，都凸显了环境执法的疲软和无奈，也凸显了环境法律制度的疲软和缺失。从报道看，1996年11月，北海市政府责令其限期整改，也仅此而已，事后并未深究。1999年，市政府决定关闭市区全部鱼粉加工企业，13家鱼粉厂全部搬迁到远郊，而群华公司拒绝搬迁，政府也只能再次下达“关停令”，便无计可施。可悲的是，此后的行政复议决定竟认为“北海市环保局认定群华公司逾期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与事实不符”，关闭决定被撤销。2005年11月，经验收“未完成限期治理”，市政府又决定关闭群华公司。2006年9月，虽然广西自治区政府下达《复议决定书》，维持关闭决定，然而又为群华公司的司法诉讼所搁置。
综观全过程，政府在关闭该企业的决策中一直优柔寡断，未能采取重罚、断电、停水等综合处罚措施，甚至表现得态度暧昧，左右摇摆。不仅仅错过了关停处罚的最佳时机，且助长了对方得寸进尺、以求一逞的狂妄自大。这当然与政府治理污染缺乏壮士断腕的果断性和坚定性有关，确也与环境执法缺乏刚性处罚法律规范和制度保障直接相关。从现行的法规看，对于要关闭的污染企业，除了下达关停令，尚无其他可供操作的强制性措施。
虽然媒体未能透露第一次行政复议和一审判决是否存在着幕后交易，笔者也不敢妄下断言。但由此足可看出企业的蛮横、政府的软弱、法律的缺失，以及司法的不公，最终成就了抗衡政府11年而胜出的“最牛的污染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