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当讲师,你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还别说,毕节市纳雍县的“农民讲师”在田间地头这么一“开讲”,还真让群众尝到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懂、发展能力大幅提升的甜头。
“农民讲师”的身份是“农民”、工作是“讲师”。他们是从群众中选出来的土专家、田秀才、农博士。他们走进农家小院、田间地头,传经、送宝、解结,说实话,接地气,玩实战,先“领走”,再让农民“自走”,最终实现“齐走”,用致富梦、和谐梦“组装”中国梦。最终,他们又回到群众中去。
有人说,选择“农民讲师”这一载体去填充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联络断层,这是一种最本真的“群众路线”。
发轫于贵州纳雍的这一非常规试验,诠释了试验区敢作敢为、先行先试的探索精神。据了解,毕节市2013年将组建“农民讲师”团100个,成立“农民讲师”协会12个,培训农民50万人次以上,建立“农民讲师”领办基地100个；到2020年,全市组建“农民讲师”团300个,成立“农民讲师”协会30个,选聘“农民讲师”3000人,累计培训农民700万人次,建立“农民讲师”领办项目基地2000个……
听得懂的方言
1980年是纳雍分土到户后的第一个年头。那一年,吴儒文高中毕业回家结婚。父亲把他领到地里,指着一片3亩左右的土地对他说,“这一片,去年收8背箩包谷,算你的。”
吴儒文是高中生,脑筋好使,他把向阳开沟、定向移栽、合理密植等科技概念融入土地中,产量逐渐从8 背箩增到10背箩,又从10背箩增到20背箩……到现在,已经是纳雍县老凹坝乡平寨村支书的吴儒文,早在2009年就腾笼换鸟了,不种包谷种果树,土地产值翻了几番不说,前不久还被县委组织部聘为“农民讲师”。
去年11月25日,在老凹坝乡平寨村的田间课堂,吴儒文在向父老乡亲传授他自己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成功经验时说:“现在让我种包谷的话,当年的那片土地能收40背,但是要突破40背已经很困难了,要增收,只有转产。”
也是在当年的4月15日,纳雍农民讲师巡讲行动在昆寨乡开坛讲课。已经在平寨村探出“果+X”种植模式的吴儒文,一上台就为习惯种包谷洋芋的昆寨农民细算了两笔账——
“种包谷洋芋的,有谁富了?天亮出门,天黑归家,一年四季忙到头,吃的还是‘包谷沙’(包谷饭)!不搞产业结构调整,那才真是螺蛳屙屎——难得出头!”
“种包谷,一亩土地的人工、化肥等要花650块钱,产350公斤包谷,卖800多块钱,除了锅巴不剩饭!如果改种果树、蔬菜的话,成本不高、干活不累,产值2000块只多不少……”
用方言讲经验,用经验带乡亲,吴儒文这个从农民当中推选出来的田秀才、土专家、农博士,无愧“农民讲师”中的“腕级人物”,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同时得到了纳雍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李涛的肯定:“多有几个吴儒文,带富农村就不成问题了。”
见效果的转产
吴儒文产8背包谷的土地,40背包谷是它的极限值,传统耕作已接近土地的能量底线。当年,国家将土地分配到户,确实解放了生产力,但当土地潜力在旧有经营模式下逼近能量峰值时,农村又将何去何从呢?
改革开放之初,土地由合到分的农业生产方式变革,让饱受制度之困的农民万分欣喜。种什么、怎么种,不再受到千篇一律的体制约束,笃信“起早三日当一工”的农民,围绕“土地”这个最根本的载体早出晚归,把最大的忍性和最虔诚的执著注入土地,换回了温饱,修缮了房屋,改变了境况。
进入新世纪,工业化、城镇化让一些农民的身份变得模糊起来,他们的户口在农村,但人却离开或正在远离土地。因为由合到分的土地已经不能再给他们提供增收的空间。一些家庭举家外出,土地撂荒。与此同时,一些具有种植经验的农民,恰好又没有足够的土地来支撑他们想要实施的农业产业。
吴儒文认为,今天的农民几乎很少从土地上赚到钱,那为什么不赚还继续种呢?那是因为农民从来不把自己的劳力算成钱。
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改变思路,搞土地合理流转,让农民以300元一亩或350元一亩的价格把土地承包出去,然后反过来给大户打工。这种土地由分到合的形式不是折腾,而是体现了农村的“螺旋式上升”。
去年,郭加奎、张正达等4位农民携带家眷前往平寨村,租赁土地种烟,大赚了一把,把土地租给他们的农民也有赚头。
今年,龙场农民郭太兵又追随郭加奎、张正达4人当上“农场主”。5户外乡大户租下810亩土地种植烤烟。今秋烟叶正在入库,大户家家估算赚20万元不是问题,出租土地的农户也赚钱。
流转土地的,赚；不种粮食种水果的,也赚。吴贤达是吴儒文的本家,他将大部分土地改种梨树,满树梨子压弯树枝。如果夏初不梳果,果实还更密。一棵树产梨25公斤,保守算1元0.5公斤,一亩地少说也收3000元,而付出的劳力远没有种粮多。
如今,在许多农村,不少农民正在从农民讲师的巡讲中分享到转型的“红利”。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兵呈常势则溃,水成常形则腐。土地在农村的使用也遵循这个道理。平寨村土地开始大量集中流转,农民批量“解放”,由分到合的土地整合试验,为有限的土地实现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二次增值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经验,也为平寨村的集体嬗变积累了经验。
如果说,农民讲师吴儒文把土地转产的经验交给了农民而促成了平寨农民的集体转身,那么,龙场镇农民讲师罗飞扬则通过他的刺绣经验,把一大批苗族妇女从“农民”转变成了“工人”。
罗飞扬的巡讲激起了苗族同胞对苗族刺绣的浓厚兴趣,850人主动报名要求参加刺绣。去年,罗飞扬的公司年产值翻一番,增加了150万元。他在巡讲中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给苗家妇女一根针,她就能绣出一个富裕家庭。在几乎每一场巡讲中,苗族妇女马正兰都会成为讲师罗飞扬的例子:“我们厂里有个人,工资每月都是3000多元,最多的一个月有3750元。这个人就是马正兰。”
“如果按这个比例来算,刺绣一个月不说有3750元工资,就算只有3000元,也比男人种一年庄稼养一年猪划算。搞老传统种包谷洋芋,假如一年有1万元收入,除了成本,最终利润也只在一两千元左右。做刺绣只花时间不花成本,一个月3000元,10个月就有3万元,就是一家人养鸡、养猪、种庄稼的总和。更何况,刺绣又不遭日晒雨淋,比种庄稼强多了。”罗飞扬说。
他的巡讲,让许多人一直打他的手机,说要参加刺绣。目前已有500多人进入刺绣序列,成了家门口当“工人”的新型农民。
非常规的试验
农民增收农民助,农业变革农民带,农村发展农民帮。2012年伊始,纳雍大胆创新,把农村中的土专家、田秀才、农博士集中起来,组成“农民讲师团”,在农家小院、田间地头巡回讲课,宣传方针政策、传授实用技术、化解社会矛盾。
毕节试验区的特色就在于允许先行先试、鼓励发展创新。纳雍利用土专家、田秀才、农博士与农村接近的特殊身份和他们各怀绝技的个性特长,让他们以方言表达引起百姓共鸣,从而实现致富共振。
“搭起连心桥,找准落脚点,发出好声音,释放正能量。”这是纳雍农民讲师巡讲行动的基本定位。
以往,农民培训的惯用技法是干部讲、群众听。干部太理性,语言概念化,群众听不懂,培训成过场。纳雍用农民培训农民,是一次反常规的试验,更是一次非常规的举措。
一年多的实践表明,农民讲师巡讲是有效的、路子是对的。昆寨乡碓窝河村农民朱家华种了一辈子包谷,听了吴儒文一席话后茅塞顿开:正在打算把剩下的土地全部种成桃；吴儒文的讲座“太入耳”,关门山村农民钱万品悟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朴素道理。
农民讲师并不一定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可是农民怎么就爱听他们的话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在农村刨食,有很强的可比性和参照性。同样是种地,农民讲师能赚大钱我为什么不能?这是最吸引听者的地方。这些农民讲师就是身边人,他们干的事看得到、摸得着；他们这一“点拨”,笃信“眼见为实”的农民就可照着葫芦画瓢,这比专家、教授用普通话讲的效果好多了。
可操作的模板
中国农村在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利好政策推动后,当初获得的加速度正在随着各种问题的出现而放慢下来。这就好比一台机器,运转到一定时候,或因磨损、或因润滑、或因负重,总要出现运转乏力的现象。
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增长遇到了瓶颈,社会问题沉积多年后集中迸发。农民要发展,农村要和谐,这是一个现实需要,而农民素质低、致富门路少,又是个绕不开的现实。干部与农民之间因为认知断层、心理断层等多种距离,往往衔接起来难尽人意。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讲师应运而生。
纳雍按照“能说会做”这一标准,选拔农村中的土专家、田秀才、农博士,赋予“农民讲师”称号,让他们当好政策宣传员、技术推广员、纠纷调解员,用顺口溜、民谣、谚语等形式,把讲座办到农家小院、田间地头,使农民讲师与农民群众之间“技术上帮、信息上传、纠纷上解”,做好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村矛盾的“加减法”。
相对于以往由干部实施的农民培训,农民讲师这一群体的出现,既解决了专业人才不足、培训成本过高等问题,又增强了实用性和针对性。他们巡讲说的是实在话、地道话,去掉了“专业化”、“公事化”,接的是地气,玩的是实战,自然也就见实效。自去年初农民讲师巡讲行动启动以来,纳雍共聚集县、乡两级农民讲师326人,组建县、乡农民讲师协会26个,兴建农民讲师实训基地56个,巡讲2000多场,培训群众20多万,有效促进了农民就业、农业增效、农村发展。
纳雍县委书记郭华认为,在纳雍,农民讲师巡讲行动至少实现了五个最:集中了农村最优秀的人才,巡讲深入到最基层,使用了最通俗的语言,传递了群众最需要的东西,释放了最大的发展能量。
纳雍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李涛认为,农民讲师的巡讲属于“领走”,逐步达成农民“自走”,最终实现“齐走”,抵达同步小康。
有棱角的讲师
在发轫于纳雍的农民讲师巡讲行动中,一批农民讲师的棱角越来越分明、个性越来越有特色。
带领平寨村农民探索出“果+X”种植模式的吴儒文,由于打造出了土地种林、林下种菜种药的增收定势,成了“腾笼换鸟”的代表。他的经典话语是:只要把好墨斗,就能弹直墨线。
自筹资金10万元开办刺绣厂的罗飞扬,通过巡讲促使更多的苗族妇女从土地上回到绣桌上,绣出了价值两百万元的手工全绣《清明上河图》,并通过产品开发吸引更多的人改弦更张,被誉为长“绣”善舞。他的经典语言是:尝试不一定成功,不尝试没法成功!
上苍关上一道门,必然打开另一扇窗。余群的大学梦终结后,她的天麻梦随之开始。如今,她已建成1个天麻育种基地、11个种植示范基地,面积超过3500亩。问题的亮点在于,她的巡讲引导一部分农民“开窍”,近万农民“爱天麻”。她的经典语言是关于天麻种植的:一窝一头猪,十窝一头牛,百窝万元户,千窝小洋楼。
带领乐丰村失地农民走出发展困局的罗德华,在村里动员失地农民入股办起了石厂、养殖场、修理厂、劳务公司,通过巡讲传递了一个观念:无路处,处处是路,不怕无路,只怕无思路。他的经典语言是:上海人无土地,在城里过一辈子；乐丰人曾经有土地,守土地守了一辈子；都是一辈子,何不放开手脚拼几下子?
有特色的回归
农民讲师的身份是“农民”、工作是“讲师”。他们是从群众中选出来的,最终又回到群众中去。这一“来”一“去”,并非简单的移位,而是一种回归。纳雍选择“农民讲师”这一载体去填充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联络断层,这种回归,是一种最本真的“群众路线”。
民谣云:组长下田头,耕牛在前头；村长下田头,手上有烟头；乡长下田头,秘书在后头。这说的是脱离群众。
干部把群众当亲人,群众就会把干部当亲人。纳雍农民讲师从起航到如今,至少有三个喻体可以诠释它——
其一,农民讲师是扬声机。社会转型时期,国家多予少取政策不断让利于民,而老百姓通常很少渠道得知诸如教育、医疗、民生等方面的政策。农民讲师刚好担当了宣传国策的实施者,及时把上面的“雷声”化为下面的“雨水”；
其二,农民讲师是连心桥。他们传政令到农村底层的同时,也把群众呼声传到决策高层。上面与下面、干部与群众的“天地线”,通过他们得以成功搭建；
其三,农民讲师是助推器。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卸掉计划经济的包袱,而农村依然如故,原本就存在二元差距的城乡之间距离更加拉大。农民讲师将农民固有的传统思想清空后,让农民实现一地一特,钱景越来越好,腰包越来越鼓。
讲师概念存在几十年了,但农民讲师却是首次出现。这种创新,比干部跑到田间地头帮农民做一阵农活更有意义。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原机关党委书记黄嘉模认为,农民讲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热烈开展的大背景下出现,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与价值,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基层的生动体现。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对农民讲师巡讲行动作批示时肯定:“农民讲师团做法应予推广。”
生活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有新事物新经验出现,纳雍农民讲师是纳雍农民的实际需要与纳雍决策层敢为人先精神碰撞出来的火花。今天,随着农民讲师不断扩大的影响,这一火花正在以星火燎原的态势更好地服务农村、建设农村,打造欣欣向荣的明天,装点美丽乡村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