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对支农惠农的力度加大。在惠农政策增多，但又无法普惠的前提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农民普遍对基层政权表现出不满情绪，村干部倍感压力重重。在村民眼中，是村干部歪曲了国家的政策。舆论也是一边倒支持农民的情绪化表达，鲜有媒体会从村干部的立场梳理影响村治的核心问题。
笔者的家乡在甘肃省通渭县什川乡崖边村，从2002年以来，笔者念完书以后，展开了对故乡涉及村庄治理、社会发展领域十多年的观察，特别是2004年笔者的兄长担任村委会主任一职，加深了笔者对农村行政和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认识。
在村庄的治理中，政治治理应该首当其冲。改革开放30年村庄政治治理弱化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在2003年开展“党的先进性教育”，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以后，依然不能有效改观。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分配格局的多元化和由此导致的收入两级分化，严重阻碍着村庄政治治理力量元气的恢复。
2004年以来，笔者的大哥阎小平开始担任崖边行政村主任职务。阎小平上任后，恰好迎来了中国政府对农村工作的加强。农民不但不给国家交一分钱，还可以得到国家的一系列优惠补贴。五保户、困难人群还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高层的决策反映到最底层，阎小平的感受是深切的。他从事主任工作的十年时间比之前的村干部要忙得多，乡政府干部下乡的频次也比之前明显增加。各项惠民政策出台以后，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相应的办公机构，增加了人员设备，但村干部一直只有三个人。这些工作落实到最基层的时候，全得由村干部负责。惠民政策越多，村干部工作压力越大。
表面看来，施行仁政的惠民政策应该是能得到普遍拥护的，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作为最最基层的村干部，掌握着最最真实的情况。阎小平说他与崖边人打交道经常被整得哭笑不得。
比如“新农合”政策，有人不愿意缴费，给村干部和乡干部的收费工作带来巨大难题，有的人不缴费，乡村干部只能用自己的工资进行垫付。按照常理，一项保险政策的执行，本该有人参保缴费，相关机构收费兑现保障承诺就可以了。再则“新农合”政策采取农户自愿原则。但是，各级政府在考核政绩时，都要把“新农合”列入清单，且要以参合率说事。在崖边，“新农合”政策出台之初，并没有多少人愿意主动参保。崖边村民李效贤就是一个典型，由于他前一年参保期间并未生病，便死活不愿意继续参保，任凭阎小平和其他村干部三番五次上门动员也无济于事。没办法，李效贤就脱保了。李效贤脱保不但让自己失去了合作医疗保险资格，还拉了全村、全乡“新农合”参合率的后腿。按上级政府的要求，各地参保率必须要达到90%以上，什川乡党委书记和政府乡长想要干好自己的工作，必须要完成“新农合”的参合率。说来也巧，就在当年后半年，李效贤骑自行车赶集时，不慎摔伤，一口气花费了5000元医疗费，但他没有参保“新农合”，一分钱也无法报销，这让李效贤追悔莫及。第二年，李效贤主动找村干部参加“新农合”。
政府动员农民参保“新农合”是一片好心，但就是得不到农民的理解支持。“新农合”的运行应当有专门的机构，但在最基础层面，工作往往由村干部和驻村的乡干部完成。在很多事情上，崖边的村民总是表现得非常愚昧和自私。乡村干部对崖边人的自私自利深恶痛绝，但乡村干部束手无策。在阎小平眼里，“崖边的‘瘦’百姓都被惯坏了，国家的惠农政策没有换来农民的感恩，反而让农民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
农民对政府的抵触情绪，源自对各级干部的不信任。阎小平认为政治必须要有严刑峻法，但前提是要有清廉的政府。如果政权公务人员不能廉洁奉公，小民难免自私自利。阎小平从事村委会主任工作十余年，接待的乡政府干部和上级各部门干部人次过千。下乡干部进驻崖边工作，每天中午和晚上的饭必然在阎小平家中吃，这些干部每月都有2000多元的工资，而阎小平作为村委会主任一年只领取着几千元报酬（2004年，阎小平年薪不足2000元。之后每年都有上涨，但幅度很小）。这些干部吃饱喝足之后，扬长而去。似乎村干部的家是天经地义的下乡干部的免费食堂。阎小平对毛泽东时代下乡干部吃了群众饭掏粮票的公私分明的做法由衷地表示尊敬。
2005年左右，3名乡政府干部在6月间下乡，住在阎小平家中。他们吃过早饭以后，便在阎小平家中看电视，阎小平去忙农活，等阎小平正午回到家中时，三名乡干部睡着了，电视机还开着。阎小平又累又气，一顿训斥：“你们睡大觉开着电视机浪费电，像不像个人？麦黄6月，农民都在劳动，你们屁事不干，还要人伺候，跑来干啥？”乡干部被骂得无言以对，灰溜溜离开了崖边。
阎小平说，每一个来崖边办事的乡干部都在我阎小平家中吃过饭，睡过觉。但我阎小平到什川乡政府去开会时，很多人连一口水都不请我喝，有的人甚至装作不认识。乡政府的国家脱产干部，人情味不及乡间的老农，几乎不能打交道。乡镇干部连经常为自己管饭的村干部都不当“朋友”，他们难道还会真心为不认识的农民搞服务？脱产的乡镇干部几乎脱离农村，即便下乡也是作风不正。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要求绑在土地上的村干部也扑下身子为农民服务，其结果可想而知。
2010年，通渭县召开全县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崖边村文书许逢吉作为崖边的人大代表，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建议，要求提高村干部报酬。许逢吉列举：农村享受“低保”的人群为社会不做一分钱的贡献，一家人一年要领数千元现金，而村干部既要忙自己的土地，还要为大家的事情操劳，但是只领几千元，远不及“低保”户领得多；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小工，日工资都在100多元，月收入接近村干部的年收入。许逢吉的建议也是陇中所有村干部共同的建议。阎小平和许逢吉都有过拉倒不干的冲动，但他们都是绑在土地上的人，不能外出打工，只能将就着干“村官”。
村干部是“当官的农民，种地的干部”，他们如同钻入风箱的老鼠，几头受气。上有乡政府施加的压力，下有老百姓的不解抱怨。这样的“官位”犹如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2013年，陇中某地选拨村党支部书记，无人愿干，最后只能由乡政府驻村干部兼任。
阎小平认为，在崖边，与发展经济同样重要的任务是提升村民精神文明。崖边在历史上风气较好，远近闻名。进入新世纪以后，打架斗殴、赌博滋事的人增多。特别是2009年，还发生了村民李某被人活活打死的恶性案件。从此，附近村庄的人说起崖边都会直摇头。
在基层工作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各地乡镇政府都加强了村一级的工作，增加了驻村乡干部的人数。张文是“大学生村官”，他工作以来驻过好几个村，他认为崖边确实是风气最不好的一个村庄，工作非常难开展。他从2012年开始驻进崖边，他来到崖边驻村首先抓了中药材种植。2013年他在崖边行政村一个自然村引导村民开展药材种植获得了较好的收益，2014年，他又在崖边村开展中药材种植，且得到县政府认可成为当年全县的农业示范点。除了抓经济，他还在抓民风方面动脑筋、下力气。崖边考上一本的大学生家庭，张文会叫上乡村干部前去庆贺，谁家有人办喜事，他会主动前去祝贺。张文说这样一来可以拉近干群关系，二则可以扭转村庄的社会风气。
张文说，他刚来村里开会，村民都在“开拖拉机”（一种赌博方式），他也加入其中，一阵子就把大家的钱赢光了，征服了大家，村民不得不乖乖开会。后来，好赌的人还要找张文赌两把，张文说，你该干嘛就干嘛，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赌？
张文是出生农村的大学生，个性鲜明，有魄力，能屈能伸，对付各类人都有一套土办法，易于开展农村工作。与张文相比，阎小平和许逢吉是本村人，很多工作都难以拉下脸去开展。除了乡政府布置的工作任务之外，村庄即使有过于出格的人和事发生，村干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量避免与本村人发生冲突。这种忍让退缩只会加剧“恶”势力的膨胀发展，导致了村庄政治治理不断弱化、村庄社会秩序不断恶化。工资微薄，是村干部懒得惹人管闲事的根本原因。张文是外援干部，期满会升职或者调走。张文一走，崖边的政治治理格局自然会“人走政息”，驻村干部不能从根本上改观崖边的政治结构。
为人民服务是中共的宗旨。在科层体制下，“宗旨”经中央、省、市、县、乡、村，才能到达最“基层”，政权“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从上到下贯彻落实，最后在村干部身上体现。在改革开放成就巨大的年代，各级公务人员有着可以带进坟墓的优厚待遇，他们多是用强调、指出贯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到科层制的最低层时，领取微薄俸禄的村干部不能继续再强调、指出、要求村民自己为自己服务，干群矛盾自然在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积聚得最深广。作为“种田的干部、当官的农民”，村干部官小使命大，他们真的能担负起强大的宗旨使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