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这个身份限制把人框在一个地缘血缘关系里，这样是非常不公正的。凭什么把人划成农业户口，是根据他的“职业”？可只要去看看现在的“农民”，就会发现他们大多已经不再务农，其大部分收入也已经不再来自于农业，却还非管人家叫农民，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道理。
职业只是一个分工，如果种地那自然是农民，可如果已经天天在为工业造机器，以供出口，却还要管他们叫做农民，然后说城里的事儿跟他们无关，那怎么行呢？说不通的。
法治就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个不合理的东西拖来拖去，早该改了。这次下决心改，我觉得是件好事情，对农民而言是伟大的解放。
改革的阻力，一个是观念，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一些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过分强调实际困难，然后就找借口“不动”了，那就属于改革不作为，属于施政当中要防止的一种倾向。实际困难其实是可以解决的，怎么就不能解决？
当然，城市户口有一套福利，这套福利是过去的体制形成的。这些年来我们进行城乡统筹，统筹当中有很多改革，其中就包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过去农村的事儿确实政府管的不多，而现在左一项右一项管得也不少了，义务教育、新农合、养老、低收入，都有涉及，只不过从整体上来看，农村的保障水平确实是低一点。低一点是不是说明，农民在身份上就永远越不过那道门槛呢？我在成都看到当地的改革，深有启发——他说有差别，但是没有身份的鸿沟。
具体讲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农民的房屋和土地市场化了，他们收入提高了，再多交一点钱就可以把自己的社保升到高一档去；就跟我们一样，再交一点钱，就能再升一档。而在过去就不能这样，过去如果是农村户籍的公民，他的各种福利和保障就升不到城市里来，完全可以看作两个世界，而现在，咱们要把两个世界中间的壁垒打掉。
中央、地方、企业、家庭需各担其责
当然，短期内就让城乡居民都达到同一个福利水平，还不行，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刚性：如果要把已经达到的较高水平压下去，那是开玩笑，可是要把所有的人都提到同一水平，在财政上做不到，在筹资上也做不到。
比较好的办法是先把城乡之间的“死门槛”干掉，变成不同的保障等级，然后有条件加一块，就顶上来一块，有条件再加一点再顶上来一块，由时间把它趋平。在这里，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社会企业承担一部分责任，包括家庭自己也缴一部分，一起来抬，只能这样。
要缩小差距，就要承认差距，但是不要把差距变成一个身份的门槛；部分人就是有钱也交不进去，为什么？就因为人家是农民，农民只能入农村社保吗？还是要打通，变成比如说15级、14级、13级、12级，然后再跟你过去的历史结合起来。
很多保障问题的专家也在研究改革，他们有很多很好的意见，很多地方也进行了尝试，只能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进行。至于中央财政，也要思考在这方面怎么才能够更加可为一点，更好地承担对整个国民的普遍的义务。
再比如说念书。为什么一定要说孩子念书的钱是某个省政府给的呢？既然义务教育是全国法律通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享受的权利，那么无论到哪里念书都应该是财政出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