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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就业是城镇化的前提和重要驱动力
主持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了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您怎么看待这种成就？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进一步调整完善的地方？
嘉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工作确实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大量农民转入城镇，使得城镇消费群体在不断扩大，消费潜力在不断释放。同时农村人口的进城，也在为三农问题的顺利解决创造了条件。我国人均耕地0.1公顷，户均耕地0.6公顷，远远达不到规模化经营水平。农民进城务工总体上会为土地的规模经营提供了空间。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毋庸赘言。但是，我们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也应在思路上做出一些调整和反思。我们应该认识到充分就业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是驱动城镇化的第一动力。没有就业就没有城镇化。城镇化是伴随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因此，城镇化本身不应成为一个独立的发展目标。如果城镇的产业没有发展起来，没有释放出足够的就业机会，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那么我们把楼房盖起来了，把农民搬进了城市，那么他们怎么保障自己的生活呢？这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所以，城镇的产业发展，二、三产业释放充足的就业机会是推进我国农民进城，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前提条件。不应倒置这种关系。现实中，一些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违背了这一重要的规律。如一些地方搞大规模撤村并居，把农民集中起来，“逼农民上楼”。也有的城镇大搞房地产开发，但由于就业没有跟上，房子建起来了也只能是一座没有人气的“空城”、“鬼城”。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些教训都是要深刻反思的，城镇化千万不能揠苗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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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壁垒和家庭分离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主持人：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这其中相差了17.7个百分点，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个缺口，这一缺口意味着什么？除了这个问题，您认为我国当前的城镇化对进城务工农民来说还存在哪些问题？
嘉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这其中17.7个百分点的缺口，意味着我国约有两亿人口在城市长期居住务工却没有城市户籍，而这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工及其亲属。而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很大原因是城市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普遍采取了一种“欢迎打工，拒绝落户”的态度。
中国自从启动市场化改革以后，沿海地区城镇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迅速释放出大量的就业机会，由此推动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大量的农民工，在获得迁徙自由以后，最先来到率先发展起来的一线大城市和沿海城镇打工谋生。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标志的一线大城市，是中国就业释放能力最强，吸引农民工就业最多的城市。但这些大城市，一方面敞开大门欢迎农民进城务工，从事城市居民难以承担、又无法割舍的脏、苦、累的工作，如建筑、环卫、保姆、餐饮、搬运等；另一方面却又往往对农民工落户、享受社会保障等“市民化”权利持一种隔膜、拒绝的态度。这本身就说明了我国在户籍管理、社会保障等方面，已经明显落后于由市场推动的城市化进程，这一痼疾现在都没有完全突破。
由于这种“欢迎打工，拒绝落户”的现象的存在，当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到了一定年龄，体力下降，无法从事一些脏、苦、累的工作之后，他们往往会被迫离开这些工作多年的大城市，或者去其他城市漂泊，或者干脆回家务农。不管怎样，他们都永远无法在这些大城市安家落户。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这种拒绝农民工市民化的态度对农民和农民工都是非常不公平的。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更不利。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一线大城市的容量客观上也确实有限。中国未来将有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农村，但包括各个省城在内的一线大城市只能容纳其中的1/3左右，剩余的都只能在中、小城市想办法。但即使是这样，一线大城市也应当在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上做出正确的表率，承担文明发展的责任。
另外，农民工外出打工长距离迁徙、长时间不能与家人团聚，这也是相当大的一个社会问题。中西部的大量农民工要迁徙很长的距离才能获得就业机会。由此造成了每年年初、年末都会发生大规模的“民工潮”，由此造成了巨大的交通成本、社会成本。除此之外，农民工长期不能回家，造成夫妻分居、父子分离，它给数千万农民家庭带来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