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留守儿童意外伤害或自杀问题，心理咨询师武志红近日发表言论认为，“贫穷不是主因，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人养育孩子的奇怪方式，好像不管怎样都要把孩子特别是婴儿，养得像‘弃儿’一般。即，不管家庭条件怎么样，孩子就是不跟在父母身边。”也就是说，中国人（特别是农民工）不重视家庭团聚，更加重视挣钱，从而造成了家庭教育的缺失。
某种程度上，作者似乎是对的。中国人有一套“吃苦”的话语。与家庭分离，是一种“苦”，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有更好的未来，“吃苦”是值得的。美国社会学家李静君研究非洲的中资企业发现，中资企业的外派员工（在当地通常属于管理层），与欧美乃至印度企业管理者的待遇相差甚远。中国管理人员都住在集体宿舍，外出都是乘坐大巴集体出行、购物，在赞比亚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家人则留在国内；而印度、欧洲的管理者都有自己的公寓，与家人同住，拥有私家车，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认为那是囚犯式的生活。对此，中国员工的解释是，我们这样“吃苦”都是为了家庭，为了多挣钱，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过更好的生活。而西方人则认为，中国人压根不重视家庭，如果他们重视家庭的话，为什么不把家人带在身边呢？
武志红的评论与西方人的看法如出一辙。在笔者看来，武志红把这个问题简化为心理问题和文化问题是欠妥的。言下之意，只要父母重视家庭团聚胜过金钱，人们不因贫困而自卑，老老实实呆在原籍，毕节4个留守儿童集体自杀的悲剧就不会发生。武志红用20万的房子说明这个家庭不穷，是父亲的失职而非地方政府的不作为造成了悲剧，这个逻辑未免牵强。
首先，留守儿童问题是因为父母爱金钱胜过爱孩子造成的吗？在这个个案中，不可否认父亲的责任，但如果父亲不去打工，这20万的房子压根就不存在。武志红还现身说法，说自己出身农村家庭，父母却没有外出打工，而选择和孩子在一起；自己虽然出身贫寒，但从不自卑，最终知识改变命运。但武志红先生的童年与当下毕竟不是一个年代，在一个市场化程度高的社会里，要求人们像不丹人一样安贫乐道是天真的。越来越高的养育成本和教育投资，也迫使农民不得不离开农村，寻求更高的收入。
更何况，如果农民不进城打工，中国何以成为世界工厂，城市如何正常运作？我们的生活，一天也离不开农民工。像武志红这样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新中产阶层，从农村到城市，之所以不需要忍受亲子分离之苦，是因为实现了社会流动，拥有城市户籍，有了物质和体制保障，看上去才比农民工更加重视家庭。我们的城里人，不妨扪心自问：一方面要求农民工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另一方面，不希望农民工的孩子在城里上学，却心安理得接受农民工提供的廉价服务。这不是一种伪善吗？
其次，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据我长期以来对农民工的观察，把孩子带在身边，是父母的首选。选择让孩子留守，一部分是经济原因，一些父母的收入不足以在城市安家；更重要的原因是制度壁垒，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都限制了家庭迁徙的规模。很多流动儿童随父母在城市居住、学习一段时间之后，由于中考、高考的限制，不得不“主动”回到农村；或者由于入园、入学困难，农民工子弟学校关闭等原因，“被迫”离开城市，加入留守儿童行列。因此，我们得以观察到所谓“学龄候鸟”现象，很多留守儿童暑假前往城市与父母团聚。武志红的评论，将家庭分离当作农民工的“自愿选择”，是物欲压倒了亲情，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底层的父母之爱之所以不像中产阶级家庭那么精致，那么温情，只是因为“我抱起砖头就无法抱你，放下砖头就没法养你”。
最后，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源是生产与再生产相分离的劳动体制，以及“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城市化模式。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状态下，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在同一个空间完成；而在当代中国，二者是分离的，生产在城市进行，再生产在农村进行，正因为农村的较低生活成本，才使得农民工可以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我们的城市历来是将农民工作为一个经济要素加以吸纳，却忽视他们作为父母和子女、作为市民的需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留守儿童的意外发生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责任却不完全在当地政府。如果我们不改变偏好高技能移民、歧视低技能移民的城市化模式，农民工子女便只能在留守与流动之间徘徊，是选择家庭温暖还是教育机会，可谓一个两难抉择。
只有在切实保障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基本权利之后，我们才有资格在法律层面探讨一个更为技术化的问题：如何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在此之后，我们才可以义正言辞地说：如果你不履行监护义务，我们就可以剥夺你的监护权，将孩子交给社会福利机构抚养！
在留守儿童的权益保障方面，政府需要做的不仅是问责（事实上对官员的问责解决不了问题，只是平息人们的愤怒），而是从制度层面应对：要不要为外出打工者创造家庭迁徙的条件，要不要实行严格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从而才能防止类似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