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突破了农村社会的闭塞，为各孙新观念和新思潮的涌现创造了前提。近来已有一些研究文章指出，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形形色色思潮中，功利主义的腾播一时称最。它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心理的鲜明特征，流贯农民头脑的各种愿望、嗜好、信条、意向、理想等，都清楚地折现出这一点。
作者在一九八七年撰写的《功利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已经试图论证，两千多年来，功利主义思想并不比伦理原则”更受人轻视，它通过人们的日常社会活动和社会心理的途径，经久不变地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成为漫长历史的文化遗产之一。本文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续说，主要想讨论三个问题:(一)功利心态给当代农民群体带来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特点，(二)功利心态的盛行给农村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危害性，(三)中西功利学说的同源殊流以及当代中国农民功利心态的发展归向。
(一)
如果说，中国的农民群体长久地承受着重义贱利、清心寡欲等传统意识形态的外在压力和束缚，那么，追逐财富和物质利益则始终是他们内在的冲动。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这种内在冲动就会变得十分明显，并向凭藉行政权力而播化的传统说教进行公开挑战。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商品经济潮流汹涌而至。在农村，商品化的趋势则以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为起点，迅速延伸到其它各个领域。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动摇了建国四十年中确立起来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基石，促使人们对现实社会及个人意义产生新的见解，并重新寻找权衡和塑造衡量事物的客观尺度，重新谋求对新环境的适应。对此反应最敏锐的就是农民的心态。他们根据参与商品生产和商品市场的切身经历，感到追求个人利益并不与社会公共利益相悖，因为行为评价的基础并不在于它的动机如何，而取决于它所产生的效果；在社会交往中，根据自身利益行动以求自我需要和快乐的满足，正是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支柱；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要实现个人的快乐和彝，基本手段和有效途径就是要获得足够的金钱和财富，同时金钱占有的多寡也维系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这些认识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民功利心态的主要特征。
在这种功利心态的左右下，“文化大革命”中盛极一时的以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为核心的道德准则失去了威灵，被毫不犹豫地冷搁一边。农民们对舆论工具鼓励他们大力发财致富的宣传感到欢欣鼓舞。他们以追逐金钱财富和享受作为个人追求和生活目标，焕发出了极大的劳动热情。这种功利心态不仅成功地引发出当代农民的干劲，在客观上为打破物质生产的自给性、消费品分配的平均性、产品流通的封闭性以及消费的抑制性等自然经济的特征起了基本推动力的作用，同时也赋予了当代中国农民群体一些具有社会意义的特点。
首先功利心态使农民趋向于注重时间效率。
自近代中西接触以后人们对时间节奏的紧迫感己开始有所认识，但主要局限于沿海的一些城市，并且多半与政治、军事局势相维系。至于内地农业生产和社会活动的节奏，则依旧循着《礼记·月令》之类的传统季节记述缓慢地进行。八十年代以来，对时间节奏和效率的注重与追求，作为功利心态的派生物，迅速在广大乡村发展起来。处于商品经济潮流中的广大农民切身体会到，相同的经济行为和过程的重复时间，以及不同经济行为和过程的交替时间愈为加快和缩短，就愈为有利，在同一周期内，依靠勤奋劳作和有效管理，就可以完成超出常频的生产和流转，从而获得超出常频的利益。生产和流转的节奏越紧密，时间效率意识也就越增强。“时间就是金钱”，便是这种心态的形象概括。八十年代的农民已试图抛弃习于慢节奏、用节令来规范经济生产和社会活动的小农社会机制，向工业化的快节奏迈进。即便在偏僻的山区农村，我们也能看到这一趋向。有人曾对贵州遵义某生产队农民在一年中的时间利用结构作过具体分析，[1]从中可以发现，农民们除了以尽可能多的时间投入农业劳动外，还注意设法支出较少的农业劳动时间来换取较多的劳动产量，而每年在缺乏实际意义的迎来送往中空耗的时间也降低到最低限度。
其次，功利心态促使农民冲破狭小的生活范围，增广人际交往空间。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分散隔膜的家庭手工业和小农业的综合性家庭构成乡村社会的核心。所谓“家家守村业，白头不出门”。(白居易诗)人们的一切活动很九出自然村落的范围，交换和互济也是以区域狭小的集镇为中心。随着当代农村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农民们已日益不满于完整而落后的自给自足水平。他们以财富收入的多寡来衡量功利心态的满足程度，期望通过增多商品交换的机会获取更多的金钱。于是，对金钱和财富的追逐化作对外在交换市场的关注，促使他们自觉打破狭小有限的村落范围和常年囿于一地的封闭状态，向城镇和都市迁伸。这样，随着活动和交往范围的不断增广，农民们的视野日益开阔，与外界交往的广度和密度也日趋增加，从而直接促成了城乡经济网络的萌生。
又次，功利心态培育了农民敢于冒风险的精神。
传统农业的生产者同时又身兼消费者，他们为满足白身消费需要的生产是十分确定的，因而无须担心产品的销售问题。但是，当农民成为商品生产者，便立即卷入了社会商品经济的旋涡中。商品经济的一个特点是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以及消费对象的不稳定。农民们甘愿参与其中，期望销售掉自己的产品以换取所需的金钱，他们承受了产品滞压或过剩的潜在危险，逐步适应商品经济那种波动起伏、风险丛生的生活。除此以外，我们从大量涌现的农村工人及各类专业户、重点户身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种为涉足新的领域和部门而敢于冒风险的精神。
最后一点，功利心态促使人情味趋于淡化。
不少农村地区在人际关系中曾经或多或少保存着的建立在宗法观念基础上的人情昧，在农民功利心态的迅速蔓延和强烈影响下，似乎变得不堪一击，很快地趋于淡化乃至消失。同村落的农民们那种往来密切、晨夕相处的人际关系逐渐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注重讲求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的互惠关系、交换关系，并日益成为社会人际关系的合理墓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类颇得人心的流行口号，也为此作了生动的注解。在互利取代人情的过程中，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譬如温州地区就出现了兄弟之间借钱也得付利息的情形。从中已经隐约可见资本主义“经挤人”的影子了。
(二)
商品经济孕育下的功利心态，以其所附生的经济力量和文化潮流，冲击着农村社会的恰性和既定价值观念，并给当代中国农民群体带来了一些富有历史意义的特点。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清醒地注意到，当代农民中盛行的功利心态，在不少方面起了阻碍现代化进程的作用，给当前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危害性。
一项平凡的道理是，在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里，只有保证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才有可能为工业和商业的兴旺提供坚实的基础，而农业正常发展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拥有足够的耕地面积。但是，由于功利心态的作祟，农民常常将这一浅显的常识抛置脑后，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应有的危害。我国的耕地面积共有14.8亿亩，仅占世界总数的7%；平均每人1.5亩，只占世界平均数5.5亩的27%。这一数字本来就是相当严峻的。然而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耕地面积却在原来极少耕田面积的基础上，’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跌。据悉，“六五”期间，全国耕地减少3688万亩，其中1985年净减少1500多万亩，[2]1987年则减少900多万亩。[3]以四川省为例，两年内全省非农业用地占去耕地达283万亩，相当于四个中等县的耕地。[4]而山西省在1983年至1986年间，非农业建设用地也达74万亩。[5]造成耕地锐减的严重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一些农民和农村干部只顾眼前利益，不珍惜土地而随意占用，他们以发家“致富”、“搞活经济”为借口，任意改变土地的用途，甚至非法出卖、出租耕地给非农业用户，或用耕地拉关系，将它作为与对方交换利益的本钱。四川省有的村庄就是靠出卖土地而每户都跻身“万元户，行列。不少地方因失去耕地而发生了农民口粮遗乏的困难。[6]
方兴未艾的农村造房热，不仅反映出当代农民的消费投入、道德文化、价值观念，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农民们对土地使用的功利心态。当农民手中有了钱以后，不是首先考虑对农业的扩大再生产，而是要寻找既能满足自我需要和快乐，又有保值效果的消费途径，于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在造房上。据统计，近八年间农村新建住宅49亿平方米。[7]农民造房标准越来越高，占地也越来越大，于是出现了乱占耕地的问题，有的农民即使手中无钱盖房子也要先占耕地。据1981年第6期《半月谈》载文计算，照这样的造房势头，到200O年全国就会丧失1.4亿亩的耕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