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无视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生产体系的建设所造成的损失也十分严重，它同样清晰地折现出农民急功近利的心态。良好的农业生态系统与稳定的农业生产体系互相依托，构成了高效能的生态型农业，并保证了最高综合效益的取得。然而可悲的是，我国当前农村各业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其中固然不乏历史和自然的因素，但功利心态指导下的人为作用更不容忽视。这至少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畜牧业生产水平严重下降。据统计，1981年我国猪、羊、牛出栏数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5.8%、10.8%、15%，[9]其中耕牛的急剧下降尤为严重。以四川资阳县为例，六十至八十年代初，全县耕牛总数保持在22000头。自1981年开始大幅度减少，至1986年3月仅存6200头，比198。年下降了75%，并且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10]在农业机械化尚不发达的情形下，耕牛仍然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动力；而对于适应我国国情的有机农业来说，强大的畜牧业生产结构更是不可或缺的基础。目前耕牛的一再减少，已经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究其主要原因，恰恰是由于饲养耕牛经济效益低，农民因获利无几而不愿意继续饲养，于是造成了管理不善、随便贩卖和宰割的严重现象。
其二，对土地的无机投入片面增加。依靠化肥、农药等无机投入的支持而达到尽能可高的农产品总量，是现代化发展的特点之一，它在促成农业生产的进步之际，也带来了生态恶化这一根本弊端。我国的农业发展要克服这一弊端，就必须尽量以足够多的有机肥和完善的防治体系来维持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但是许多农民却出于对眼前经济利益的考虑，期望通过单纯增加对土地的无机投入，在短时期内达到尽可能高的农产量。他们对每亩耕地的化肥投入量在逐年上升。[11]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冲刺，造成了土壤肥力下降，地力衰退的后果。如东北三江平原地区开垦初期，土壤有机质为6一n%，现在已降到3一5%。黄淮海地区有近一半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在1%以下。[12]急功近利的举动常常使人们忘了这样一条真理:“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13]
其三，森林面积大量减少。据报道，我国的森林以每年一亿立方米的数量被吞噬，国有林区的蓄集量近十年来已减少28.1%，集休林区蓄集量在300万立方米的林区重点县，已减少了近一半。到本世纪末，大部分林区将不能提供商品材。导致这一情形的并非天灾，而是人祸。许多林农出于“要想富，多砍树”的信念，盲目地乱砍乱伐，使大片的绿色国土变成了荒山秃岭。湖南就出现过几个乡的农民在乡政府支持下，一夜间哄抢1000多亩国有林恶性事件。[14]仅以农村中重新掀起的修造墓穴之风为例，一年中就有近五十万立方米的木材白白地与死人一道被埋葬。这种滥伐森林的现象，使我国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据了解，由于植被遭到破坏，我国每年流失表土约50亿吨，相当于全国耕地每年流失一厘米厚的肥沃表土，也相当于平均每年毁坏600万亩耕地的肥沃上层。
除了上述对农村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性和危害作用，当代农民的功利心态也给农村的科学文化、思想道德的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少弊端。
以科技、教育在农村的遭遇为例。如果说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没有超出中古型的经验性阶段，是由于在功利心态支配下，抽象的理论研究被搁置一边，科技仅仅成了满足实际物质需要的手段；那么，这种对待科技的功利心态今天同样存在。它表现为除那些可以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的科技知识颇受重视外，其他则受冷落。即便是农业科技知识，在农民眼中，也仅仅是达到发财致富的工具，“要想富，学技术”这句新谚语简洁地表明了农民的这种心态。我们固然可以将此视为与温饱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力发展的动因，是隐藏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背后的动力源；但是这种见解毕竟是非常肤浅沟，并且会给农村的科技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对于乡村教育，农民更是抱着强烈的功利态度。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并不是能够直接显现出来的，农民因而对此缺乏热情。他们认为要想致富，还得靠经验和运气，并不需要良好的文化知识，书读多了反而会变得迂里迂气。因此象“送子读书，不如带子赶墟”那样的看法在农村比较流行。在这种心态背景下，出现家庭乡镇工业冲击农村教育的情形便不足为怪了。这几年中，普遍出现了流生现象，许多中小学生都离开课堂，抛掉学业，去当贩子、当童工挣钱。这一流生日益增多的趋势仍在上升。
目前农村流行的婚姻、生育观，也反映出相同的功利色彩。这种功利性，表现为农民仍然沿续了古老的社会传统，将婚姻仅仅视作延续生命的需要，自然地使农民们形成了“早婚早育”的思想。因为在农村社会生产水平还比较低的条件下，家庭的劳动力直接决定着生产成效。因而农民牢固的信念就是“多子多福”、“早插秧子早打谷，早生儿子早享福。”据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早婚在我国各地区仍然存在，人数达442万以上，占同年龄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二。在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功利心态驱使下，许多农民对国家的人口政策置若周闻，依旧坚持“多生儿多享福”的信条，使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严重失控的严峻态势。以1986年为例，全国二胎数为429万人，三胎以上数为116万少、，分别占当年新生儿总数的26.91%和7.28%，并且绝大多数都出现在农村地区。[15]
各种腐朽的旧习俗和迷信活动在当前农村各地区又有所重现和泛滥，农民的功利心态在此无疑起了推动作用。修建葬坟、占卜、看相、算命、堪舆、打酿、拜忏等对超自然、超人间神秘境界和神秘力量的迷信活动，集资修建“土地庙”、“观音庙”、“关圣庙”、“龙王庙”，设神位、雕菩萨、立牌位等等到处出现。这些五花八门的迷信习俗，表明功利心态与蒙昧相结合，正严重地侵蚀着农民的身心健康，污染了农村社会的风气。
以上所述，不难看到农民功利心态的恶性发展，不仅严重腐蚀了农民的心灵，也使农村的社会风气受到污染。如果不对此实行有效的引导和纠正，妥在农村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十分困难的。
(三)
历史现象与进程在特定阶段中的重演，往往会掩盖其中存在着的内在差异。欧洲在从封建社会迈向近代化国家之际，功利主义以及人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等迅速兴起，成为近代西方文化的主流；许多启蒙思想家高扬功利原则，为扫除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障碍奠定了思想基础。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行程，虽然在形式上重复了这一情形，然而在中西功利主义学说的发展背景及价值取向上却存在着相歧之处。
在农耕世界孕育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过程中，欧洲社会出现了一系列为传统农本社会前所未有而义相形见细的崭新的社会现象。人们出于获利的欲望和对营利、金钱的追求，依靠勤奋不断更新生产工具和增进效果，以保证在生产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收益；从而给新生的工业社会带米了生产节奏紧密、时间感增强、计数精确、不断机械化和不断追求工效等普遍特征。[16]为近代工业社会作前奏的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对此加以礼赞之际，从道德与经济利益相维系的立场，揭示了功利主义的一个著名观点，即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只考虑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并没有帮助别人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动机；只是经过竞争原则的自然平衡和调节，才产生彼此间的协作和帮助，消除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对立。继斯密之后，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边沁和约翰·穆勒也分别提出了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及依据外部舆论的裁定提倡适度的快乐的见解。这种功利主义思想一方面激发了对无穷的追求的浮士德精神，鼓励资本主义“经济人”实行最大限度的内外盘剥和掠夺；另方面也强调了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同等重要和不可偏废性。而各种规章法律和资本主义的法治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个人贪欲的无限膨胀和扩张起了一种抑制或缓解的作用。然而，我国的这种功利心态结构与西方近代的功利主义思想有所不同。这一情形在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身上就明显地反映出来。他虽然第一个向中国人全面介绍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却又将功利学说与利己主义思想混为一谈，认为先秦时代杨朱利己主义的“为我”之教与近代功利学说互相吻合。不幸的是，我国的农民们长期以来恰恰也持如是观，将功利主义的自利性这一端片面地推向极致，而无视功利主义也强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上节所概述的种种弊病和危害，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认识的严重后果。中西社会的功利主义观念可以说是同源而殊流。
造成当代中国农民功利心态结构偏颇的原因固然很多，如政策上的偏差、法治观念，淡薄等等，然而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应当在于农民文化素质低下造成的愚昧性。当代中国农民的智力程度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农民，甚至不及某些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智力水平。最近的人口普查公报报道，全国目前共有文盲、半文盲2.38亿(其中青少年为1.4亿)。[17]据农区村点调查，在97900个农村劳动力当中，文盲占27.4%，小学生占39.6%，初中占25.8%，高中占6.5%，中专占0.4%，大专占0.02%。山区、牧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农民中文盲所占比例更大。云南调查的8个村408个农户的劳动力中，文盲占50.4%，青海调查的316个农户的劳动力中，文盲占58%，而甘肃临夏县一个村的713个劳动力中，文盲比例竟高达84.3%。[18]
目前农民功利心态的那种极端偏颇性则无疑应当予以纠正和批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唯一切实可靠的途径就是在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和加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重点开发农村的教育事业。因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广大农民的心理素质提高到先进的水平，使农民对新的社会生产力具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开拓视野和胸襟，更新观念，以健康的心灵投身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发展教育事业并非易事，它除了会受到各种具体物质条件和限制，还会遇到愚昧落后的习惯势力的阻碍。应当充分估计到这一困难，并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和录象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有效作用，充分发挥大众教育的潜移默化的效应，使农民大众尽快走出愚昧，迈入新的时代洪流之中。
农民群体的功利心态是历史地形成的，因此对它的纠正与克服无疑也需要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农村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盖系乎此；中国的现代化行程能否正常发展，亦系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