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办的《学习与研究》杂志2013年第10期《全面深化改革》栏目，刊登了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建华的署名文章——《以改革创新推动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发展》。文章全面、深入介绍了近年来东莞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加快形成具有东莞特色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成效和经验。
农村改革发展历来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坚持走统筹城乡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迅速从一个传统农业县发展成为一座新兴工业城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莞奇迹”、“东莞模式”。但是，随着内外因素的变化，东莞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逐渐显现，推进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发展迫在眉睫。近年来，东莞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为抓手，出台实施推动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发展“1+5”系列政策，努力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发展，加快形成具有东莞特色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一、农村集体经济是东莞改革开放成就的生动体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莞立足实际，抢抓发展机遇，实行市镇村组几个轮子一起转，调动各级积极性，推动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成为诠释“东莞模式”的有力注解，成为反映东莞市改革开放成就的靓丽名片。
一是特殊的规模总量。截至2012年底，东莞市村组两级集体总资产1263.1亿元，约占全省同级集体总资产的1/3；净资产998.2亿元，约占全省同级集体净资产的40%。村组两级总收入155亿元，纯收入85.3亿元，村均分别达2789万元、1535万元。村组两级净资产超过1亿元的村有302个，占全市总村数的54.3%；村组两级纯收入超过1000万元的村有256个，占全市总村数的46%。
二是特殊的发展模式。1978年底，东莞兴办了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掀开了农村集体在无资金、无技术、无人才、无市场的情况下，利用旧祠堂、仓库等作简易厂房，引进外资开办来料加工厂，发展集体经济的序幕。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农村集体逐步走上一条开发土地，修建厂房，兴办“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发展加工贸易，分享工业利润，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的路子。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集体经济逐步从市场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发展资源性物业和收益相对稳定的行业，进一步做大物业租赁经济。通过这种“出让土地、建厂收租、以地生财”的发展模式，农村集体不仅获得租金、管理费等直接收入，而且借助人口扩张、消费增加和土地升值获得大量间接收益。
三是特殊的经济地位。作为东莞市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集体经济不仅为全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土地、厂房、资金等基本要素，还集中了全市2/3的户籍人口、2/3的经济存量、2/3以上的工商企业。可以说，全市经济发展的基础——土地，主要来源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市经济发展的成果——生产总值和财税收入，也主要来源于以农村集体经济为载体的工商企业。
四是特殊的社会贡献。农村集体经济是保障村级组织运转、增加农民收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农村城市化的重要物质力量。村（社区）的运转费用以及治安、环卫、计生、社保等公益福利费用基本由集体经济承担，以集体经济为载体的工商企业有效解决了农村居民就业问题。作为“藏富于民”的可靠保证，集体经济承担着2/3户籍人口的福利分红；农民人均收入中来自集体经济直接分配的占1/6，加上与集体经济间接相关的收入超过1/3。2012年，东莞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4944元，分别是全国、全省的3.2倍和2.4倍。在集体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下，全市农村居民整体上实现了宽裕小康，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实现了全覆盖。此外，农村集体经济在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城市环境、促进农民市民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加快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二、推动东莞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发展势在必行
经过长期高速发展和粗放经营叠加，东莞市农村集体经济要素制约、增长乏力、负担沉重、体制束缚等问题困难日益凸显，转型发展的倒逼压力越来越大。
一是典型的物业租赁经济与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不相适应。目前，东莞市村组集体生产经营性固定资产411亿元，绝大部分是厂房、商铺等物业资产，分别占集体总资产和长期资产的32%和42%，集体物业出租收入占经营总收入的七成以上。随着区域竞争日趋激烈、物业市场供大于求、劳动密集企业外迁、国际金融危机等影响，传统物业租赁经济的效益日趋低下，导致集体经济的资产收益率一路走低，从1992年的12%降至2002年的9.1%、2007年的7.5%、2012年的6.8%。同时，物业租赁经济对土地的依存度较高，集体资产的规模扩张较大程度上来源于土地使用权的直接出让。截至2012年底，全市历年土地使用权流转收益所形成的净资产约594亿元，占两级净资产的59.5%。
二是粗放的资源利用方式与提高发展质量的要求不相适应。过去以土地过度消耗为手段、以村组分散发展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导致绝大部分村组在发展过程中，大规模且无序开发土地，建房出租，未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和产出效益最大化。随着可用土地资源的快速消耗和用地政策的日趋收紧，靠“榨取土地资源”的粗放式发展已经难以为继。由于发展模式的先天低端性，村组早期发展的物业大多“小、散、乱”，引进的企业多属产业链低端，质量不高，结构不优，税收很少，效益较低，核心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不强。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一些企业倒闭、转移或减租，东莞市集体经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三是传统的农村管理体制与现代社会治理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村一级实行基层党组织、村（居）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三副牌子、一套人马”的运行体制。随着发展形势的不断变化，这种体制的局限性及缺陷日益凸显。由于政经不分、政社不分，作为自治组织的村（居）委会，集繁重的经济社会事务于一身，既负责经济发展，又负责行政管理，既难以提升公共管理和服务水平，也难以将经济搞好。同时，“平均股权、平均收益”的产权制度、重大事项村民（股民）集体讨论的决策机制、村民（股民）直选的干部产生方式，导致基层干部管理工作行政化、经济行为短期化，考虑集体经济长远发展不足，实现新的发展难度较大。
四是沉重的社会公共负担与村级组织的功能定位不相适应。由于实行特殊的管理体制，东莞市农村集体承担着教育、治安、环卫、社保、计生、优抚、基建等全方位的社会管理服务职能和公益福利事业，社会公共开支呈高速增长态势。2012年，东莞市村组两级公益费用达57.9亿元，占当年经营纯收入的67.9%。2007-2012年，全市村组两级总收入年均增长2%，公益和福利费用则年均增长7.7%。在沉重的社会公共支出下，村组两级当年积累从2007年的12.4亿元锐减至2012年的1亿元，扩大再生产能力大大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