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
首次发现并验证了南海蕴藏着体量巨大的中层鱼资源，年可捕量达0.55亿吨~1.29亿吨。
完成了南极磷虾资源探捕，获得大量基础数据。编制了中国对虾等7种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范。
系统研发人工鱼礁海洋牧场关键技术，建立了生态增殖、聚鱼增殖和海珍品增殖3类海洋牧场示范区，指导全国新建海洋牧场118.23万亩。
突破了中华鲟、达氏鲟等珍稀濒危鱼类的全人工繁殖，实现川陕哲罗鲑、秦岭细鳞鲑、厚颌鲂、四川裂腹鱼、刀鲚、鼋等人工繁殖技术的熟化。
建立了我国海水滩涂贝类养殖环境特征污染物甄别和环境类型划分技术体系。
系统建立了损害评估技术方法和体系，应用于蓬莱19-3油田溢油等污染事故中，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逾20亿元。
构建了工程项目对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影响评估的技术和方法并广泛应用，评估渔业补偿金额10余亿元。
水产养殖
突破了一批特色苗种规模化繁育技术，如卵形鲳鲹、银鲳、美洲鲥、大鳞鲃、脊尾白虾、拟穴青蟹、白斑红点鲑、翘嘴红鲌、尖塘鳢、山女鳟等。
广泛应用浅海鲍-参-海带综合养殖、大叶藻海区底播综合养殖等多个典型模式。
进一步完善淡水池塘生态工程养殖技术体系，与传统池塘养殖模式相比，可节约养殖用水63.6%，减少COD排放81.9%。
形成了鲆鲽类、鲟鱼、罗非鱼以及名优品种苗种工厂化循环水繁育模式。
以卵形鲳鲹、军曹鱼、大黄鱼和鲈鱼等为代表的深水网箱养殖模式，比传统港湾网箱综合经济效益提高约30%~60%。
“鱼-菜”、“鱼/虾/蟹-稻”、“鱼-草-牧”等渔农复合生态养殖模式成为养殖热点。
华北滨海盐碱池塘对虾主养、虾鱼混养、鱼虾混养取得良好效果模式。
确立了13种水产养殖代表种的蛋白质需要量，构建了水产养殖10个代表种类对20余种常用饲料的生物利用率数据库。
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领域
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在渔业资源调查保护与利用、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监测与修复和渔业生态环境质量管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
（一）渔业资源环境调查与评估向常规化、系统化和数字化方向发展
开展了我国主要海域、重要流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系统掌握了鱼类早期资源的种类组成及分布，重要经济物种产卵规模、范围和产卵场生态环境状况，丰富和深化了对渔业水域生态系统和生物资源的理论认知。首次发现并验证了南海蕴藏着体量巨大的中层鱼资源，年可捕量可达0.55亿吨~1.29亿吨，预估南海外海鸢乌贼年可捕量约400万吨，为发展外海渔业提供了依据。研发了渔业资源利用能力和渔场环境数字化监测评估系统，在声学评估技术、生态区划的标准、环境监测数字化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远洋与极地渔业得到长足发展，完成了南极磷虾资源探捕，获得大量基础数据，自主研发的南极磷虾专用拖网单位时间捕捞产量平均为每小时22.29吨，接近同期日本捕捞船水平。
（二）渔业资源增殖和养护技术研发水平显著提升
围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安全、规范、高效等科学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建立了资源增殖关键种在自然海域和生态调控区的生态容纳量模型，评估了其在不同水域的增殖容量，建立了放流物种的种质、苗种质量评价技术体系，研发了批量快速标志技术，编制了中国对虾等7种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范。系统研发了人工鱼礁海洋牧场关键技术，建立了生态增殖、聚鱼增殖和海珍品增殖3类海洋牧场示范区，渔获资源密度提高3.56倍~7.57倍，指导全国新建海洋牧场118.23万亩，年均海洋生态服务效益增值128亿元。完成了近海渔具渔法调查，对主要渔具进行了调查和规范命名，推进渔具准入制度建设。
（三）珍稀濒危水生动物保护取得重要突破
突破了中华鲟、达氏鲟等珍稀濒危鱼类的全人工繁殖，实现川陕哲罗鲑、秦岭细鳞鲑、厚颌鲂、四川裂腹鱼、刀鲚、鼋等一批珍稀特有水生动物人工繁殖技术的熟化，繁育规模明显增加。中华鲟、中华白海豚、江豚等旗舰物种自然种群动态监测得到加强，实现中华鲟陆海接力迁地保护，并发布、实施《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
（四）渔业生态环境质量管理技术取得系列进展
围绕渔业生态环境质量管理需求，建立了我国海水滩涂贝类养殖环境特征污染物甄别和环境类型划分技术体系，形成相关技术规范。针对突发性海洋溢油污染事故对渔业生态环境、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害的问题，系统建立了损害评估技术方法和体系，在蓬莱19-3油田溢油等污染事故中应用，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逾20亿元。构建了工程项目对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影响评估的技术和方法并广泛应用，评估渔业补偿金额10余亿元，有力地支撑了渔业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资源养护工作。
水产生物技术与遗传育种领域
在水产养殖物种的全基因组测序与精细图谱构建、基因组资源挖掘与编辑技术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水产遗传育种基础平台和技术体系不断完善。“十二五”期间，国家共审定水产新品种68个，养殖品种遗传改良率超过25%，原良种覆盖率达到65%左右，为我国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一）初步建成国家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和共享平台
在国家基础条件平台项目的支持下，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水产种质资源收集、整理、整合与共享工作，从基因、细胞、活体、标本4个层次保存了一批重要水产种质资源。至2015年底，共保存了10554种水生生物实物资源，包括2028种活体、1396种DNA、358种精子和6543种标本种质资源，已整合水产种质资源占国内保存资源总数的95%以上，重要养殖生物种类的整合率达到100%。构建了我国重要渔业生物DNA条形码数据库，完成了3269个“身份证”DNA信息采集。建立了重要养殖品种从形态学、细胞学到生化和分子生物学等的一整套种质鉴定技术，为促进我国水生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绘制完成多个水产物种的全基因组序列图谱
完成了10余个重要水产物种的全基因组测序工作，并揭示了其生物学性状形成的遗传基础。如：牡蛎全基因组的解析揭示了其逆境求生、抗逆适应的遗传机理；半滑舌鳎基因组解析揭示了其性染色体起源演化和底栖适应的分子机制；初步形成鲤基因组精细图谱，使经济性状的遗传图谱定位跨越到基因组图谱和功能基因的精确定位；草鱼基因组及其功能基因信号通路分析，诠释了其草食性适应的分子基础；大黄鱼基因组解析显示其具有发达的先天性免疫系统和相对完整的获得性免疫系统；在全基因组水平上解析了栽培和野生海带种间遗传变异，阐述了其进化和适应的分子机制。这些全基因组序列图谱的绘制与解析，获取了海量的基因组信息，为水产物种基因资源发掘和遗传工具开发奠定了基础，也将对水产种业科技产生深远影响。
（三）基因组编辑技术发展迅速并取得重要突破
在水产动物生殖、性别、生长、抗病、抗逆等重要性状的主要功能基因鉴定和调控网络解析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筛选获得大批重要性状相关分子标记，并应用于育种实践。克隆与表征了罗非鱼、石斑鱼等鱼类性别决定与分化相关基因20多个，筛选到半滑舌鳎、条石鲷等的性别特异性分子标记；从鱼类、甲壳类、贝类中筛选鉴定了数十种免疫抗病相关功能基因，和生长调节相关基因。培育出快速生长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黄河鲤和转“大麻哈生长激素基因”北方鲤家系，分别比对照组快114%和180%，具有生长速度快、饵料转化效率高、养殖周期缩短等优势，并完成了食用安全和生态安全评价研究，获得了翔实的科研数据。此外，在抗病、品质改良转基因鱼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初步成效。
（四）水产育种技术体系进一步得到优化
基本确立了以选择育种和杂交优势利用两大育种模式为主导、以现代生物技术为引领的技术路线。发明了多性状选择指数、留种和配种方案制定、大规模扩繁和群组育种等多项育种专利技术，建立了以REML和BLUP法为核心的水产动物多性状遗传评估技术，突破了多个性状复合选择的技术难题，培育出中国对虾“黄海2号”、罗氏沼虾“南太湖2号”、凡纳滨对虾“壬海1号”等多个新品种。同时，研发了水产动物育种分析与数据管理系列软件，应用至10多个育种项目，实现了从良种选育、良种推广到良种生产追溯等所有环节的标准化和电子化管理，提高了育种效率。应用细胞工程技术，培育出全雄黄颡鱼、全雌牙鲆、全雌三倍体虹鳟和三倍体湘云鲫等新品种，具有单性率高、生长速度快、适应性强和成活率高等特点。
水产养殖技术领域
2015年我国水产养殖总产量达4937万吨，占我国水产品总产量的74%。“十二五”期间，我国水产品产量增长了1326万吨，84%的增长来自养殖业，科技进步是推动水产养殖业高速发展的重要力。
（一）一批新适养种类的苗种规模化繁育技术取得突破
掌握了一批名优、适养生物的生活习性和繁殖发育特点，建立了亲本人工驯化和培育、亲鱼催产和孵化等技术，突破了一批新适养种类的苗种规模化繁育技术，如卵形鲳鲹、银鲳、美洲鲥、大鳞鲃、脊尾白虾、拟穴青蟹、白斑红点鲑、翘嘴红鲌、尖塘鳢、山女鳟等，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水产养殖的种类，推动水产养殖新产业的发展。
（二）水产养殖模式向绿色、节能、高效方向发展
海水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技术体系不断优化，产业化应用走在世界前列，浅海鲍-参-海带综合养殖、大叶藻海区底播综合养殖等多个典型模式广泛应用，经济和生态效益显著。淡水池塘生态工程养殖技术体系进一步完善，水处理技术取得明显进展，与传统池塘养殖模式相比，可节约养殖用水63.6%，减少COD排放81.9%。在工厂化养殖用水预处理技术、外排水资源无害化利用技术和养殖标准化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创新性成果，形成了鲆鲽类、鲟鱼、罗非鱼，以及名优品种苗种工厂化循环水繁育模式。深水网箱养殖关键技术、重要装备技术获突破性进展，以卵形鲳鲹、军曹鱼、大黄鱼和鲈鱼等为代表的深水网箱养殖模式，比传统港湾网箱综合经济效益提高约30%～60%。“鱼-菜”、“鱼/虾/蟹-稻”、“鱼-草-牧”等多种渔农复合生态养殖模式的理论与技术研究不断深入，成为养殖生产新的热点。华北滨海盐碱池塘对虾主养、虾鱼混养、鱼虾混养取得良好效果模式，促进了河北唐山8000亩核心示范区的建设，以及50000亩的技术辐射，拓展了盐碱渔业养殖模式。
（三）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蓬勃发展
探明了主要养殖动物不同生长阶段营养需求，建立了我国主要水产养殖动物的营养参数公共平台，为饲料的精准开发奠定了基础。确立了13种水产养殖代表种的蛋白质需要量，构建了水产养殖10个代表种类对20余种常用饲料的生物利用率数据库。开展了亲鱼和仔、稚鱼营养研究，探索了动物蛋白源、植物蛋白源、昆虫蛋白源和单细胞蛋白源等替代鱼粉可行性，阐明了最佳投喂频率和次数等投喂技术体系，并开展了脂肪酸、维生素A，E,C,B6和多种微量元素对鱼类、甲壳类、贝类动物的免疫调控作用研究。无公害饲料生产的思路和技术成功地引入我国的水产饲料生产，《水产饲料生产良好操作规范》得到实施。
水产病害防控领域
“十二五”期间，我国水产病害防治领域在水产养殖动物病害病原学与流行病学、疾病诊断与预警、防控药物与疫苗等研究方向取得了长足进展。
（一）系统开展水生动物病害病原学与流行病学研究
针对我国北方、华东和华南沿海主要海水鱼类和虾类病害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样品采集，掌握了其病害发生规律，并分析了华南沿海主要海水养殖鱼类病原耐药性分布特征。发现水产病原25种，其中新寄生虫病15种，新细菌3种，新病毒或新病毒基因型7种。确认了草鱼出血病存在3种不同基因型的呼肠孤病毒病原；首次确认鲫造血器官坏死症病原为鲤疱疹病毒II型，并建立了相应敏感细胞系-鲫脑组织细胞系。为深入开展相关疾病感染致病机理研究与防治技术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水产动物疾病快速检测技术取得显著进展
通过研发核酸快速制备、试剂常温保存和核酸染料固定化等技术，解决了水生动物病原现场快速检测的关键技术难题，研制并推出了对虾偷死野田村病毒、对虾肝胰腺细小病毒、对虾黄头病毒、对虾传染性肌肉坏死病毒、罗氏沼虾诺达病毒、虾高毒副溶血弧菌、虾肝肠孢虫、斑点叉尾鮰病毒、贝类奥尔森派琴虫和赤点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等20余种水产病原的现场快速高灵敏检测试剂盒，在我国沿海11省市推广4000多套，为相关病害的诊断和预警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渔用疫苗与药物研制产业化进程大幅加快
“十二五”期间，全国有近30家科研单位开展渔用疫苗相关研究，已有5种水产疫苗获得新兽药证书，其中，草鱼出血病活疫苗和嗜水气单胞菌败血症灭活疫苗2种获得生产许可证，正在开发的水产疫苗种类约有55种。2011年，获批我国首个水产疫苗生产批准文号，正式开启了我国渔用疫苗的产业化进程。2013年，我国首个水产疫苗GMP中试基地通过农业部验证，我国水产疫苗产业化步伐进一步加快。有关渔用疫苗的免疫接种途径、免疫增强剂、抗病毒干扰素的诱生和检测、营养与免疫关系的研究也发展迅速。在渔药研究方面，制定并发布了15项水产养殖用药试验技术和安全性评价研究指导原则，为我国渔药研究工作提供统一而规范的技术规范，确保研究方法的科学、规范、合理、有效。在渔药药效学、代谢动力学、毒性毒理学、渔药安全学、渔药制剂工艺学等方面也取得了系列进展。
水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领域
在水产品精深加工、方便和休闲食品开发、加工废弃物综合利用、水产品危害因子检测技术和风险评估等方面开展了开拓性的研究工作，部分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水产品食用安全提供了技术保障。
（一）水产品精深加工及产物资源利用技术研究取得新进展
近年来，罗非鱼、海参等大宗和名贵水产品的精深加工关键技术深入推进，罗非鱼的脱腥、活体发色、减菌化处理等技术均达到国际领先，研发了冰温气调保鲜、液熏、腊制罗非鱼等新产品。攻克了海参高纯度功效成分高效制备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研发，集成创新了海参加工新技术和关键设备，促进了我国海参加工业发展。利用南极磷虾开发虾青素、蛋白粉及磷虾油等技术获得初步成效。在产物资源利用方面，在酯酶高产菌种构建、发酵生产工艺和手性化合物催化拆分技术等方面获得突破，发现产酶微生物900多株，构建了海洋微生物产酶菌种资源库。
（二）水产加工废弃物利用与方便、休闲食品发展迅速
利用酶解技术研究提取肽、氨基酸及其混合产品的生产工艺，实现从鱼皮、鱼鳞、鱼骨等加工废弃物中提取胶原蛋白，用对虾、蟹壳提取虾油、可溶性甲壳质（食品防腐剂），用低值小杂鱼及下脚料提取乳化性水解蛋白，用鱼内脏提取蛋白酶。还从鲟鱼软骨、脊椎等加工副产物中提取了具有抗癌、治癌功效的硫酸软塑素，开发出鲟鱼油治疗烫伤的特效药。为适应消费习惯的变化，淡水鱼糜等水产方便食品和鱼香肠、人造蟹肉等风味即食产品的开发力度加快。
（三）检测技术的开发有效提高了水产品安全监管水平
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污染物高通量检测技术方面，开发了16种脂溶性贝类毒素、16种多环芳烃、21种全氟烷基物质同时测定技术；在重金属与元素形态分析技术方面，建立了HPLC-ICP-MS法和SEC-HPLC-ICP-MS法分析扇贝无机镉和有机镉形态的方法，为水产品中重金属的风险评价奠定了方法基础。在快检技术方面，研发的适合水产品中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等禁限用药物检测产品已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并完成了5年的现场验证比对，提高了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效率，助推水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制度实施。
（四）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成效卓著
“十二五”期间建成了10个水产品风险评估实验室以及相关实验站，在重点品种隐患摸查、有害物甄别以及药物残留代谢规律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锁定社会重点关注的危害因子和主要品种，初步明确了大菱鲆、海参、鳜鱼、乌鳢等品种的药残发生原因和监管重点，提出孔雀石绿和硝基呋喃等危害因子风险分级的原则和关键限值。针对“蓬莱19-3溢油”、“长江毒鱼”、“日本核泄漏”、“北京麻醉鱼”、“蟹黄重金属超标”和“黄鳝中避孕药”等事件，开展应急性评估，为政府科学监管、消除消费恐慌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基于检测方法革新和风险评估数据，提出取消藻类制品中无机砷限量、取消鲜海蜇和即食海蜇中铝限量的建议，被国家标准采用，从根本上解决了制约海藻和海蜇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渔业装备工程领域
围绕现代渔业建设及生产方式转变需求，我国渔业装备与工程技术的作用更加凸显。“十二五”期间，本领域科技创新取得长足进步，一些领域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有力支撑了现代渔业产业的发展。
（一）渔业设施工程与技术研究迅速发展
在池塘养殖装备和设施工程领域，围绕生态工程调控、设施规范化构建、机械化装备、数字化管控以及节水减排等开展装备与工程研究，有效提升了池塘初级生产力，降低了劳动强度，在全国池塘标准化改造工程中发挥了主要的支撑作用。在工厂化养殖设施工程方面，重点开展了繁育设施、养殖池高效集排污和水处理等方面技术研究，实现淡水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日换水不超过20%，海水半封闭和全封闭循环水养殖系统日换水率不超过50%，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在浅海大型围栏养殖设施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大黄鱼仿生态养殖为目标的浅海围栏或岛礁连栏养殖迅速发展，设施水深由4m～5m推进至10m～15m，围栏水体已达十万乃至百万立方米。开发了基于PLC控制的深水网箱集中投喂系统、高压射流式水下网衣清洗装置，研制了利用水声多波束探测技术的远程监测系统，最大深水网箱周长达120m，单箱产量超过60t，安全率从50%到提升到90%以上，网箱装备产品价格优势明显，抗风浪性能达国际领先水平，实现了深水网箱养殖产业装备技术完全国产化。
（二）捕捞渔船及装备自主研发水平显著提升
研究设计了10多种近海钢质、玻璃钢标准化渔船，研发了我国首艘电力推进拖网渔船并示范应用，开展了LNG燃料动力系统的应用研究，双甲板拖网渔船标准化节能船型应用于过洋性渔船建造。自主研发了变水层拖网渔船、南极磷虾捕捞加工船和大型远洋拖网加工船，并对金枪鱼围网等作业渔船进行优化设计。开展了金枪鱼、秋刀鱼、鱿鱼等大型远洋深水拖网、围网和舷提网作业等捕捞成套装备样机创制，并应用于生产实际。开展以南海鸢乌贼、南极磷虾为对象的水声探测与评估技术研究，形成了商用探鱼仪。环境友好型渔具渔法和以节能降耗为目标的渔用材料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三）水产品加工装备的创新水平明显提高
以节能提效、高效保活与信息化为重点，开展了鲜活水产品运输关键技术研究，从运前预处理到运后恢复进行系统性工艺构建，以达到“少水”甚至“无水”运输，研发了活鱼运输箱水质自动控制系统、鲍鱼喷淋保活运输车等。以原料前处理工序机械化为重点，开展了大宗淡水鱼机械去鳞机制等研究，研制了鱼类去鳞、开背、去脏等专用设备，贝类清洗分级设备，虾蟹去头、去壳机械，海带自动上料、打结机械等，集成海参预检筛分、连续蒸煮及整形等关键装备，建设了国内第一条海参机械化前处理生产线，显著提高了原料初加工效率。研制了南极磷虾船上加工与快速分离技术及装备，设计了南极磷虾虾糜船上加工生产线。
渔业信息化与发展战略领域
“十二五”期间，我国渔业信息化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信息技术在渔业生产和经营中广泛应用，在推进我国渔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围绕产业需求，开展了渔业经济学、管理学和发展战略研究，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政策分析和决策依据。
（一）我国渔业信息化进程建设步伐大大加快
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水产养殖生产活动当中，实现了养殖环境实时监控、养殖过程智能化管理、养殖对象行为视频监测、“气象预报式”信息服务等,达到对水产养殖全过程监控和精准化管理，提高养殖质量、降低养殖风险的目的。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初步完成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404个县（市、区）的养殖水体资源遥感监测普查，建设了远洋渔场捕捞动态信息网络，技术上实现了对远洋渔场和捕捞动态的实时监测。搭建了以全国海洋渔业安全通信网为平台，融合传统短波、超短波通信和卫星、移动通信等的海洋渔船安全通信保障体系，提高海上与陆地通信水平，有效避免和减少了事故损失。政府部门建设了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渔情信息采集系统、水产品批发市场信息采集、海洋捕捞信息采集、水产养殖信息采集系统、水产品可追溯系统等，能够科学有效地对渔业生产各环节进行有效调控，有效提高了渔业渔政管理效率。
（二）渔业经济与政策研究深入开展
围绕渔业经济发展的目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展了渔业基本经营制度、重点渔区社会保障制度、渔民渔村生活状况、渔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渔业贸易、水产品消费、渔业管理制度等研究，优化了渔业科技进步贡献评价模型、渔业制度变迁模型，构建现代渔业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科技成果转化率等，提出了重要的结论与建议，参与了《渔业法》有关法条的修改，为我国渔业经济政策和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战略研究指导渔业可持续发展
“十二五”期间，我国渔业专家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围绕中国特色渔业现代化道路、中国海洋工程与科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和利用、“蓝色农业”、水产养殖业、“海上粮仓”、休闲渔业、渔业新兴产业、中国渔文化遗产保护等开展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批重要的专题报告和研究专著，为行业管理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决策咨询和智力支撑。唐启升院士等联名向国务院提交的“把海洋渔业提升为战略产业和加快推进渔业装备升级更新的建议”报告，推动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11号）的出台，加快我国海洋渔业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国内海洋渔船更新改造投入实现零的突破。编制完成《水产种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科学制订我国水产种业发展蓝图，为促进水产种业又好又快发展、引领渔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