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3年10月13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法定“老年节”。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可回避的事实，如何养老日渐成为全民话题。人口老龄化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也向管理层提出了挑战。
在这场关注老龄化的浪潮中，争议最大也是最直接的，是“钱”的问题。
“人活着，钱没了”――未富先老，可以说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大的隐患和挑战。
在第一个法定“老年节”前夕，《法制日报》记者深入北京、山东两地，探寻两种截然不同的老年生活发现，在这些不同的背后，凸显的却是同一个问题――养老困局。
城市养老故事 养老院没关系排不上队
“要么轮着来，要么有一个牺牲工作来照顾我们，大家给这个人经济补偿。”
昏暗的灯光下，北京市海淀区交大东路的一处普通居民楼中，不到60平方米的两间屋子里坐满了人。说话者是曾经的一家之主、现在已年过古稀的郭嘉豪老人，他和老伴秦铃端坐在餐桌前，表情严肃。家里的4个孩子和配偶以及第三代则围坐在周围，互相看着，一言不发。
郭家的这次家庭会议的议题就是――两位老人如何养老？
郭嘉豪和秦玲退休前均是产业工人，现在每人每个月的退休金大约为2500元左右，平日生活尚可以自给自足。随着秦玲因为糖尿病等并发症导致记忆力严重衰退，以及老年躁郁型精神疾病的出现，刚刚做完胰腺癌手术的郭嘉豪感觉他们的生活“需要照顾”了。
“我家只有两间小房，请保姆来是没有地方住的，而且一个月保姆需要3000元左右，我觉得负担不起。”记者在海淀区北下关地区的社区医院第一次遇见了郭嘉豪老人，虽然刚进入9月，但老人已经穿上了棉坎肩。
老人告诉记者，现在已经不敢让秦玲自己一个人出门了，担心她记不住回家的路。
“而且，老伴需要打胰岛素，她现在已经记不清楚自己该打多少量、打没打过这些重要信息了。”拿着手里的药，郭嘉豪一边摇头一边说着，“是要靠儿女的时候了。”
不过，“靠”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郭嘉豪的大儿子郭林向记者坦言：“兄妹4个都是干体力活的，有公交司机、有在酒店干后勤的还有两个都在干出租。挣得少，工作时间长，让我们每天轮流来值班不现实啊。”
“我们也试图找过保姆，工资太高的请不起，一个月3000元左右的，人家一看我们家这么点地方，还有我妈的情况都不愿意来。”说起“照顾”，郭林面露难色。
“你们没有去养老院看看？那里有人照顾，环境也好。”记者问。
“去不起，去不起。”一直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郭家老三郭浩，把话插了进来，“我是开出租车的，最近一段时间就趁着空当给爸妈看看养老院。那不是咱普通老百姓去的地方，环境好些的光入住之前的保证金就要好几十万元，哪有那么多钱啊”。
“不是听说可以抵押房产吗？这所房子虽然不大，但地理位置好，也是值一些价钱的。”记者刚说完，郭林连忙摆着手说：“那怎么行，这房子怎么能卖，不行不行。”
“这房子是要留给我的孙子孙女的，万一谁结婚没有房子，也要有个备用的。”郭嘉豪顿了顿，“把房子抵押出去，就是用孩子们可能一辈子的大事去换我们老两口好一点的晚年，不行不行。”
“那附近的老年服务中心或者托老所呢？”记者再次提出了建议。
“那里就是多个人照顾，条件还不如家里呢。价钱合适的在大兴区，我们都没法去看爸妈。附近好一点有医生配备的养老院，没有关系，根本排不上队。我们那天算了一下，差不多等到我六十多岁了，才能给我爸妈排上队。”今年刚50岁的郭浩有些调侃地说。
“说真的，就是钱闹的。隔壁家的赵家老两口子，都是离休干部，一个月不算各种补助一个人就有将近1万元。现在人家就是踏踏实实地住在高级养老院，哪用这么费心。”郭林有些抱怨。
“那你们说怎么办？”一阵争吵之后，郭嘉豪有些生气了。
一个多小时后，郭家人终于有了方案，把目前这所不到60平方米的小屋出租，在大儿子居住的附近租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之后请钟点工白天照顾，晚上有需要时再由儿女轮流照顾，多出来的租金和小时工工钱由4个儿女均摊。
离开前，郭嘉豪仍旧紧紧拉住记者的手说：“我不敢生病了，不能再给孩子们添负担了，家里的十几万元能够我和老伴入土吗？”
山村养老故事 村里老人多照顾不过来
在这个“藏”在沂蒙山区的村落，年过8旬仍旧上山劳作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从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南部的苍山县城经过一个多小时崎岖的山路，就到了这座隐藏在国家4A级风景区抱犊崮的西南侧的小村落――六合村。与县城内热闹的人群相比，六合村显得很安静，村里的青壮年大都外出务工，留下的大多数是年过古稀的老人。
在六合村，晚上八九点家家户户就已门窗紧闭，进入了睡眠时间。灯光熄灭，村庄融入到黑夜中。
对于独居在这里的81岁的孟黄氏老人来说，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村里挑水。
由于孩子残疾，孟黄氏早早把孩子送到了县里的福利院。“现在老伴儿也走了，我只能自己过了。”孟黄氏告诉记者，自己已经不能挑满一桶水了，而是每次挑两个半桶，一天挑一次，这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最大的体力活。
在孟黄氏老人的院子里，有一个用来接收电视节目的电视接收器，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大锅”，能够接收20多个卫星电视台的节目。屋里摆放的是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老人说很少看电视，电视机上已有一层灰尘。电视机已经用了三四十年了，现在只能收一个台，经常有声音没图像。
由于儿女均在外打工，在打完水吃了点早点后，孟黄氏需要爬上几十米的高坡侍弄自己的花生田。虽然已是高龄，大概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孟黄氏的身体尚算结实。但由于惯走山路，她和这里的老人们腰、腿和膝盖都有大小不一的毛病，这很可能与常年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行走有关系。
“岁数大了，原来耕种的山地很多都荒着了。”说着，孟黄氏领着记者向山上走去。秋天的山风有些刺骨，不一会儿，记者便有些跟不上是年龄至少是自己3倍的孟黄氏的脚步，在十几米高的山坡上，孟黄氏每一脚都走得很坚实也很谨慎，“我得小心，不能摔下去，要不然就没人弄地了”。
孟黄氏掀起裤腿，一条血痕赫然在目：“你看，我这里是前两天从坡路上摔下来的。”
从山上下来，已是中午时分，孟黄氏在家里黢黑的炉灶上煮了些棒子粥，算是午饭。下午，除了喂喂家里的几只鸡，更多的时间孟黄氏需要坐在小凳上，把最近刚刚收获的花生进行整理。
“没办法，村里只能尽可能地帮她，避免意外伤害。但这样的老人村里也不少，管不过来啊。”六合村的村主任告诉记者，由于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外地打工，再加上地处山区经济落后，这里绝大多数老人都像孟黄氏一样自给自足，“村里没有条件统一照顾”。
孟黄氏告诉记者，这里的老人最怕的就是有个头疼脑热。为了省钱，小毛病都硬抗了过来，只有高烧不退之类的急症才会去诊所。
“去年冬天，我正好外出办事，村里有个老人高烧昏迷，当时没办法，只能是她的妯娌拉着辆两轮板车把她拉到几公里外的诊所。真是不容易，拉板车的也快80岁了。”村主任说到这里一声叹息。
听说起这件事，孟黄氏赶忙拉起村主任的手，让其摸摸自己的脖子：“你快给我看看，我这脖子一直这么大，是不是还是有啥问题啊？”
“没事没事，你这是老毛病了，治不了。”村主任一边安抚孟黄氏，一边转头向记者解释说，“曾经长期缺碘导致的。”
即使听了村主任的“官方”解释，孟黄氏仍旧很不放心，喃喃自语道：“我生病，到时候连个拉我的人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