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土地二调的结果终于由国土资源部正式公布了。笔者详细阅读了公报和新闻发布会实况记录，不禁产生了如下疑问：
1、为什么于2010年结束的调查，直到2013年12月30日才对外发布结果？
2、12月初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布数据，到了月底才实现发布，据说是在“做准备”，具体准备的是什么内容呢？
3、公报与发布会的主要职能是发布数据，然而，在短短的文字中，数据事实上发布的很少，对数据的主观解释却占了很高的比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是担心公众读不懂数据吗？还是担心数据不支持该部的一贯观点？
国土部的担心应当是有道理的。该部长期坚称土地紧张、红线告急，现在老天爷偏偏不合作，从天上直接“掉下来”2亿亩耕地，全国的耕地数量一下子变为20亿亩。对于这个差异，发言人给出了两个理由：
1、其中的1.5亿亩耕地，位于林区、草原、陡坡以及河流湖泊最高控制线范围内，要根据生态保护政策来作逐步调整。
2、其中的5000万亩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要进行治理，不能继续耕种。两项相加，正好2亿亩。似乎这样一来，就与原来公布的数据不矛盾了。这真是一个漂亮的解释！它以这种巧妙的方式使得前后数据不再矛盾，真叫人叹为观止！
然而，以上两点理由都不能算作解释，而是绕开了问题。对于土地二调的结果，首先要解释的是，在第一次土地调查于1996年结束以来，直至2009年的13年间，为什么耕地面积由19.6亿亩增长到了20.31亿亩？据此数据模拟到2012年底，结果是20.27亿亩。须知，在此期间，正值全国大搞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即使我们可以怀疑“一调”的数据不够准确，调查结果至少也显示出，这期间并没有发生显著地减少耕地的趋势，这是为什么？尤其是，在此期间的1999-2004年间，全国因退耕还林共减少耕地约1.2亿亩，而按照发言人的说法，在此期间建设用地“增速较快”，“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而且全国村庄用地不减反增，共增加用地1387万亩。耕地的增加是在抵消掉这些重大的相反因素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个结果也是与粮食产量连年增长的情况相一致的。假如耕地面积在下降，粮食产量的增长数据就是可疑的。由于这次调查采用的主要是卫星遥感而不是人工申报的方式，据说是比较真实可信的，那么，耕地的增长也就更需要找到科学可靠的解释了。
笔者以为，这个解释其实可以是相当简单的，那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不浪费耕地，而是节约土地的，城市越发展，越扩张，土地就会越节约。尽管由于特殊的“国情”，所有相关数据的可靠性都是要打折扣的，但这个结论仍然是明显的。这个结论也与本栏目以往所作的理性分析是相一致的。城市人口的密集度高，所以城市化一定会倾向于节约耕地。在城市化的初期，由于村庄尚未衰落，农村中因为人口撤离而闲置下来的土地，不能及时转化为耕地，所以这个效果不够明显。假如实行了土地改革，闲置土地作价并流转起来以后，预计这个效应就会变得明显起来。当然，在城市化的后期，城市居民所要求的活动空间也会提高，人均占地会有所增加，这个因素又将会或多或少地冲淡城市化对土地的节约效应，致使土地变动的总趋势仍然表现得不那么明显，然而，无论如何城市化浪费土地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说法。
可能有人会说，土地二调的结果只是表明以前的土地数据不准确，表明土地红线划在18亿亩不准确，不能表明耕地数量没有下降的趋势，也不能表明红线不该划。甚至还可以说，耕地面积的增长正是划红线和严格控制土地供应的“成果”。事实上，国土部的确持有类似的观点。该发言人说：“全国耕地调查数据虽有所增加，但实有耕地还是那么多。”这句话的意思是，2亿亩耕地主要是“统计出来”的，所以它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这是政府部门对于自己制作的统计数据所表达的最为公开的不信任。近日，中国农业大学的某位教授作了与国土部高度一致的发言，他的说法更为“坦率”：耕地虽然在数据上是增加的，但它“实际上”仍然是减少的！
这些言论表明，他们因找不到支持其观点的经验证据，情急之下不打算再依靠数据来说话了，准备撇开数据“赤膊上阵”了。当数据与观点和政策不一致时，一定是数据错了，反正，城市化是浪费土地的，必须实行最为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这些都是不会错的，而且是无需证明的。另一层含义是：即便耕地真的多出来了，大家不是说生态保护很重要吗？那我就拿这些多余的土地再去搞退耕还林、休耕和治污。你们不是说土地流转很重要吗？好，那我就让你的建设用地内部去“盘活存量”。总之，就是不能增加城市的土地供应！想占用耕地，或者想借用耕地来周转一下，一点门儿都没有！
这样的解释及背后的逻辑，真让人无可奈何。数据差异这么大，竟然连一点儿道歉和检讨的意思也没有。笔者这里只想指出两点：
1、这种逻辑和风格让我们嗅到了改革开放之前的某种味道，我认为它突破了某种底线。对土地二调的反应，也不应该到此为止。
2、笔者冒昧地提醒一下，作为大饥荒以来错误政策的一个延续，现行的土地政策非得深入反思不可，因此越早承认错误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否则数据将会继续跟一些人过不去。现行政策与土地改革的精神是完全冲突和矛盾的，在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不可以和稀泥。
到目前为止，关于耕地数量的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是与事实和理论相反的。我认为，在包括土地二调结果在内的方方面面的数据中，这个结论已经呈现得非常明显了。我国的土地状况固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但它并没有特殊到要专门为此设置特殊制度和特殊政策的地步。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体制上的问题，只要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了，这个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关于当前土地改革的方向，笔者在此郑重地提出一条建议：我国应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把土地管理权完全下放给地方政府。这项权力天然属于地方，地方政府只需参照国外进行土地分区管理的经验，对土地进行常态化的管理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