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迈入刘易斯拐点的同时，“80后”“9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力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到2012年，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比重达到61%左右。
尽管他们的薪酬待遇、务工环境、权益维护等有了较大改善，但依然面临技能匮乏与户籍障碍等问题，这让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陷入留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尴尬境地。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整体偏低的技能素质以及面临的户籍障碍可能会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制约经济转型升级顺利推进的同时，大批农民工可能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弃子”。
诉求嬗变
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发展的诉求已经由个体式迁移向家庭式迁移转变，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由钟摆型向稳定型转变。
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新铺乡巴茅村支书周玉明说，他的28岁的大儿子周鹏一家三口同在福州打工，26岁的女儿周艳一家三口同在广州打 工；28岁的安徽庐江县人丁勇带着老婆和不足3岁的儿子在合肥打工……《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广东、浙江、河南、安徽、四川、贵州等地采访发现，不少夫 妻都是同在一地打工。
在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家庭式迁移逐渐取代了个体式迁移。国家统计局2010年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显示，在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 中，59.4%是夫妻一起外出务工。最新的数据是，国家卫生和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显示，超过六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与全部核 心家庭成员在流入地共同居住。
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他们对于个人发展前景、规范的公司制度、工作本身的意义等有了更多期待。全国总工会2010年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2年进行的调查以及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等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更明显的代际差异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有着更多的认同感。他们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在家乡和打工地之间做候鸟式迁徙，留在城市稳定生活 的愿望明显强于回乡的愿望。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44%的人完全没有务农经历，打算未来继续在城市而非乡村 发展的比例高达58.4%，48.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工人，而不是农民。
记者实地调研也发现，不少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里人”、是“劳动者”，是跟城市年轻人一样的“上班族”“小白领”，期望能在打工地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体面的生活。
拐点加剧
记者在浙江、广东、四川等地采访时听到企业反映，新生代农民工诉求升级对企业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剧了当前的招工难、留人难。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诉求呈现出的种种转变，多地企业反映经济压力逐年增大。
河南漯河市临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周绍哲谈到本地缺工现象时说，不仅是因为人不够用了，还因为新生代农民工要求更高了。“这一代农民 工有追求，讲享受和生活档次，期望值也比较高，对人文关怀等也有要求，如果公司制度不好，即使钱多也未必会去，觉得管理苛刻，可能马上就会辞工。”
同在临颍的食品企业喜盈盈集团和漯河晋江福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新生代员工均超过半数，为满足他们的多元化诉求，两家公司不仅为员工提供带空调、 电视、独立卫生间的宿舍，还组织各种娱乐活动、文化培训等满足职工的精神需求，喜盈盈集团每年还进行工资集体协商，使员工工资每年保持10%到15%的增 长。
“光靠涨工资已经很难留住人了。”这是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负责人的共同感受。
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一些代工厂的年轻工人开始基于市场变化和企业利润增长状况，提出分享更多劳动成果的要求。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樊明认为，刘易斯拐点到来增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权，使得企业需要尽量满足他们的多元化诉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更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诉求又加剧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升级的压力，那些无法适应劳动力代际变迁的企业恐怕将被淘汰出局。
“城市梦”难圆
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待遇、务工环境、权益维护等方面有了不少改善，但他们依然普遍面临技能匮乏和户籍障碍等问题。相比老一代农民工，他们的处境并未获得根本性改变。
在合肥某劳动市场，21岁的崔蒙蒙正在找工作。这个来自安徽亳州的小伙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自己初中毕业出去打工，在广东的机械厂、冰箱厂都干过，管理很严，但几乎没学到过什么技术。目前在合肥打工，主要还只能打打零工，做些体力活。
24岁的朱世凯来自成都市新都区，2011年9月，大专毕业的朱世凯拿着一张高中文凭，应聘进了成都富士康，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普工，2012 年过完春节就辞职了。他告诉记者，在富士康期间，他的工作就是把已经生产好的IPA D装进盒子里，一个动作反反复复，没有什么技术可言，还不如当修手机的学徒，能学点东西。
国家统计局2010年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 显 示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参 加 职 业 培 训 的 比 例 为30.4%，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的26.5%，并没有明显提高。时隔两年，情势依旧。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没有参加职业技能 培训的农民工仍然占69.2%，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仅为30.8%。
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城市梦”可望不可及。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他们在务工地难以充分享受到教育、社保、住房保障等种种公共服务，融入城市几成奢望。
安徽人丁勇一家三口只能在合肥的城中村租住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却无法享受当地的廉租房，他此前在上海、杭州、扬州等地打工也从来没交过什么社保。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屋的比例仅为0.6%，独立租赁住房的比例也仅为13.5%，绝大部分仍为雇主提供宿舍或与人合租。事实上，即使是独立租赁房屋，不少农民工也只能租住在城中村的棚户区内，城市中的廉租房等与他们基本无缘。
除了房子、社保外，子女教育问题也让许多农民工头疼不已。为了能让6岁半的儿子在福州本地上学，来自贵州的农民工周鹏不得不恳求老板出面疏通关系，并交纳了3000元的赞助费；而因孩子无法在打工地入学，河南固始县有很多年轻妇女无奈返乡，照顾孩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