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统计，我国有2.53亿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约1.5亿人，已经占到60%，他们期待未来10年成为新城市人。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影响，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子女的入学和升学等方面，还受到种种制约。
日前，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青年发展基金联合主办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社会融入”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如何提升打工子弟抗逆力、开创升学就业机会及改善家庭经济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并提出自己见解。
城市人要作出改变
10年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史柏年曾做过一个调研，当时深度访谈了15位就读于初中的农民工子女，结果让他十分震惊，“这些孩 子迫切希望融入城市，被城市接纳认可。然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认为自己是他们所在这个城市的人。可以说，他们处于城市的边缘底层，经常受到排斥，处于不利 地位。”
“农民工子女们亲眼目睹管理部门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查这查那，看到不顺眼的就被拉走遣送；所在的打工子弟学校几度被封闭或拆迁，事情发生时孩子们身在其中。 还有的孩子看到父母亲即使非常辛劳地在城里工作，仍然受到种种不公的待遇。”史柏年告诉记者，并不是说农民工子女没有融入社会的意愿，也不是说他们素质差 或融入能力差，仅仅是受到了城市人的排斥。在他看来，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如果要融入社会，关键是城市人要作出改变，而不是让农民工子女单纯地学习如何适应城 市的意识和规范。“实际上，他们最需要的是尊重、平等和被接纳。”
如何给这类家庭和孩子一定帮助？据史柏年介绍，由香港理工大学、香港青年发展基金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6所高校参与的《北京“成长向导”服务项目》于 2009年在北京启动。以此搭建大学生志愿者长期一对一服务外来务工子女的平台，整合多方资源，促进这些“弱势”孩子健康成长。
在中国，高等教育还不是十分普及，虽然录取比例有所增加，但是大学生在社会中仍处于优势地位。与农民工子女相比，这两部分人原本处于社会两端，他们没 有更多的交集。史柏年认为，让大学生给农民工子女提供一对一的帮助和引导，可以让这些孩子感受到并非所有城里人不接纳他们，有这样一个被视作高不可及的群 体是愿意靠近善待他们的。“有些大学生也是从农村来的，但当他们一旦获取城市身份，可能会把这种待遇认为是理所当然或世代相传的，就不屑与农民工为伍。这 样的情况如果延续下去，那么将来中国的社会仍将呈二元分裂状态。”
大龄流动儿童“出路”在何方
目前，我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流动。人口流动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产生了影响，其中流动儿童成为突出的群体之一。其中，15~17周岁的大龄流动儿童问题尤为突出。
据统计，大龄流动儿童在全部儿童中占27.59%，规模已经达到1050万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段成荣表示，这部分孩子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 义务教育后的教育问题。许多流动儿童从小在流入地城市长大，他们已经无法适应回到家乡的生活。“根据我国目前的高考制度，儿童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高考，各 地的教材和考题均存在差异，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继续高中学习。”
据了解，一部分流动儿童完成义务教育后便不再升学，开始走入社会谋生。随之而来，这部分孩子面临的就是就业问题。如果一时无法找到正当职业，他们很可 能走上歧途。公安部门数据表明，这部分流动儿童成为犯罪高发人群。对此，段成荣直呼：“大龄流动儿童的问题既是他们家庭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面临的问 题。这个领域的问题需要积极探索，因为孩子们等不起！”
如今，流动儿童在城市的“能见度”非常高。在深圳，有69.42%的儿童为流动儿童，这表示每两三个儿童中有两个就是流动儿童。段成荣认为，像这样的城市，不仅当地政府要更加关注和重视，中央政府也要加大对这些城市解决相关问题的支持力度。
“城市之蝠”改变命运
“在国内，有2.53亿农民工到城市，那么就有很多儿童随之来城里定居，而他们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教育服务。”香港青年发展基金总研究主任、香港大学华正中国教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访问教授曾育彪坦言，流动人口的问题在每一个国家都有。
眼下，农民工子女可以进入公办学校享受九年义务制教育了。可是，仍然有很多原因使他们无法进入高中继续学习，被迫又回到乡村。如何帮助打工子弟这个群 体在城里发展，成为曾育彪始终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他看来，不是单单给农民工家庭经济上的帮助或教他们如何在城里生活就能解决问题，这是一个群体的现象。
根据多年评估，香港青年发展基金总结出农民工家庭有三方面的需要，即社会资本、信息咨询和经济支持。随之，“城市之蝠——北京外来务工子女健康发展项 目”诞生了，专用来塑造外来工子女在教育系统的多元出路，提升他们在职场和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态度，并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
最让曾育彪骄傲的是，很多参与“城市之蝠”的学生在许多精神健康层面有了显著提升，包括效能感、身份感和生涯规划技巧等。此外，孩子们对自己日后的职业规划有了清晰认知，更深入地了解了自己的兴趣与爱好。
现场问答
构建互相尊重的文化模式
记者：在与大学生的频繁交往中，农民工子女会否产生一种落差感？
史柏年：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上大学才有出息。对于大学生与农民工子弟交往后会否强化他们的意识，我认为通过这样的交往方式把孩子们领到大学来，可以激 发他们学习的动力，将来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也不错。但是，大学生在与其交往中，引导的是让孩子们客观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可能性，不会强化它 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或与能力相差很大的目标。此外，我们在对大学生志愿者培训和督导时，十分强调这一点。
曾育彪：最近几年，很多农民工子女可以进入公办学校就读了，他们需要适应如何与本地学生一起上学。在讲到如何社会融入时，这就需要本地的学生与外来学 生一起适应。现阶段，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在公办学校开发一套适合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课程，用来保证两个群体联系到一起。在以后的发展中，不仅要帮助外来工子 女融入城市，还要帮助本地居民的孩子与其连接，实现一种互相尊重的文化模式。
记者：农村出来的孩子不仅受城市排斥，回到原居地时同样会被村民排斥，请问如何解决这样的尴尬？
曾育彪：当一个人回到原居地受排斥时，是因为当地人认为他所接受的文化与之前不同了。比如，当在城市长大的外来务工子女为了高考，回到原居地上学时就会出现适应困难。然而，双重身份对农民工子女来说不一定是成长缺点，它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所在。
专家点评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事关和谐发展
□倪邦文（共青团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问题，也是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更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目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新生代农民工”提法纳入中央正式文件，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 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自己的新特征，他们更加理智，更为成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教育水平和较强的适应 能力。法律意识增强了，注重维权意识的自我保护，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享受城市文明。同时，他们面临着社会保障、对城市的心理认同、社会阶层之间互不认同、 社会族群歧视以及价值观差异等难题。
然而，家庭的社会融入是解决新生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有效途径之一。城乡户籍制度及衍伸出来的一系列制度和非制度因素，致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社会缺乏 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享受现代城市社会文明与生活方式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依旧在婚姻、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家庭因素方面存在着社会融入的壁垒 和障碍。
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分析和研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困难因素，从其中最为关切的家庭利益出发，有的放矢地提出完善法制和社会政策的合理建议。新 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是80后、90后，他们仍然属于青年群体，其社会融入的问题更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建设问题。
专业解读
社会工作介入引领农民工
民政部作为社会工作的行政管理部门，在推动社会工作推动农民工服务方面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去年以来，中组部、民政部等部门联合颁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专业建设的意见》和《社会工作专业队伍人才建设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将农民工纳入了专业社会工作重点服务对象。
现场，民政部社会工作司社会工作二处处长贾维周告诉记者，民政部下一步将以深入贯彻落实社工意见和社工规划为主线，继续引领推动社会工作介入引领农民 工，尤其是对新生代农民工服务。“在制定农民工社会保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策时，将增加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要求，为社会工作有效介入农民工服务提供政 策保障。同时，重点推动建立健全社工、社会组织、社区‘三社’互动机制，推动社工、义工‘两工’联动机制。此外，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专业优势，提升农民工 社会服务工作水平。”
据贾维周透露，政府将加大财政购买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力度，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社会服务。他表示，在中国，以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专业知识和专业方法来推动农民工社会融入，不仅是一项新工作，更是一种新视野。
“城市之蝠”的故事
小朋友篇——幸福成长微记录
初一上学期，弘善学校开展了成长向导活动。这是学生朱家乐第一次走进中华女子学院，见到了亲爱的向导姐姐。之后，小朋友和大朋友一起做了许多好玩的游戏，画了大手牵小手的队旗，还有蒙眼走路、绑腿跑等小游戏。
从那以后，向导姐姐每周六或周日都来看小家乐。“我们一起打羽毛球、做游戏、聊天。记得第一次小组活动，姐姐带我们去了798艺术区，那里有好多的艺 术作品。我看到了一个小车，那是纯手工用铜丝弯折成的，没想到姐姐毫不犹豫地买给了我。”这一年来，家乐感触良多。“与姐姐一起聊身边的事，由陌生人到好 朋友，我们在一起成长。”
大朋友篇——祝福城市边缘的孩子
在霓虹灯的背后，有这样一群影子，他们的快乐很“廉价”，他们的悲伤很“稀有”，他们的梦想很“卑微”。他们的生活没有少年宫，没有夏令营，也没有芭比娃娃和喜羊羊，而是众多兄弟姐妹一次次的“讨价还价”。
在中华女子学院学生林颖的儿时，每当老师问到有什么梦想，同学们总是争先恐后地回答“科学家、医生、老师……”那天，她问了小组的几个孩子同样的问题。听 完答案，心里不禁划过一丝难以描述的难过。至今，她清楚地记得小龙的答案是这样的，“妈妈说我以后的梦想是当修理工。”
在林颖看来，“成长向导”活动为自己打开了一扇走向社会的门。从这里，她走进了城市最边缘的角落，和几乎被人遗忘的孩童们相识并成为朋友。在目睹了孩 子们不一样的阅历和见闻后，她见识了孩子们不合时宜的成熟，一种令她心痛的成熟。“我不知道这是否能培养我的社会责任感，但我知道自己曾经和他们一起生活 过，他们曾经用该行动教会了我学习和生活。”
林颖在心里默默许愿，希望孩子们能在他们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最好归宿。
